天堂里的异乡人安·兰德自由理念的非美渊源（第5/5页）

从阿丽萨（不是罗森鲍姆家族，他们主要在乎成功而不太在乎依靠哪一种门派成功）的角度看，理论知识是高人一等的知识。掌握理论知识，意味着超越非政治的局外人阶级跻身于统治者的神秘殿堂。纳博科夫父女喜欢顺手拿出身边的政府文件，支持自己的论点。这种做法已经造成了强烈的阶级暗示，虽然他们不一定能意识到，因为他们启用了对手没有也不可能有的武器，迫使她加强练习自己能够掌握的唯一武器。“上进型”平民知识分子必定爱理论胜过爱经验，因为经验意味着他们应该停留在本阶级的习惯范围内。他们在更高的阶级圈子内没有任何经验，只有理论知识的优势才能抗衡“天然统治者”丰富的默示经验。不言而喻，阿丽萨拥护共和制。这种制度在理论上更为自洽，更为一贯。君主立宪制能适应和预防人类感情和认知的弱点，但这一点无法通过理论证明，只能凭借经验体会。

最重要的知识不可能有逻辑证明，感情和习惯保存了生物演化和社会演化筛选产生的最可能成功的路线。只有两种知识能教人理解，其一是实际政治和社会活动的经验，其二是历史先例。不幸，当时的阿丽萨和后来的兰德从未具备这两者。她虽然来到犹太人的天堂——美国，却始终漂浮在知识分子和准知识分子的泡沫世界中，没有接触真正主流的美国社会。她热情追求的知识包罗万象，唯独不在意她大学时代的专业——历史。她的作品总有缺乏纵深的感觉，因为她似乎真的相信只要在辩论中胜利，就能真正胜利。如果某种制度成功，主要应该归功于当时的人民相信其基本原理的优越性。她万难接受人类之所以是哺乳动物，并不是因为他们发现了哺乳类的优越性，而是因为历史路径已经使他们不再有选择不做哺乳类的自由。

安·兰德的作品总是隐含着三个前提：优秀的制度是可以根据自身特征而证明的，外在环境可以忽略不计；优秀的制度有自我展示、最终胜利的内在趋势，如果不是必然性的话；优秀的制度可以通过斩断社会习俗、庸人愚昧、先在环境的手段，由少数天才付诸实施。这些前提浸透了1917年的精神。（她在革命的第二年决心背教，以后一直是无神论者。）从这个角度讲，学究政治见习生阿丽萨一直活在安·兰德心中。革命天真时代的理想早已在拿破仑和富歇这些大革命的继承人心中熄灭，却仍然活在华兹华斯和骚塞这些革命反对者的思想下意识当中。安·兰德和所有自由意志派人士一样，对人类理性怀有绝对的信任，不能接受基于感情的认识论。然而，早年的感情体验仍然是她人格塑造的关键因素，不断在她以后的生活中露出马脚。谚语说：“抓破一个俄国人，露出一个鞑靼人。”我们也可以说：“抓破哲学家安·兰德，就会露出好斗的苏联知识分子；抓破政治活动家安·兰德，就会露出隐秘的俄罗斯犹太人。”

跋：火与电

任何人只要了解安·兰德的生平，都不可能感觉不到她天生就属于才智和意志高人一筹的极少数。无论在任何环境下，她都会轻易凌驾于周围凡人之上。所谓“锥处囊中，其末立现”，简直就是她的写照。任何人只要接近她，就很难抗拒她的魔力和压力。妨碍她比顺应她困难得多。仅仅依据著作评判她，大概会漏掉最重要的东西。思辨不是她的强项，文学水准也不是她的最强项。如果把她看作毕达哥拉斯和卡米尔·德穆兰（Desmoulins）的合体，庶几近之。许多人阅读她的作品，自以为可以驳倒她，一旦亲自跟她接触，立刻就屈服于火与电的力量，心悦诚服，五体投地。她留下的文字犹如毕达哥拉斯留下的定理，体现不了作者本人强大的祭司型人格力量，而且这种灼热的力量无法传给门徒和读者。

大多数哲学家的思想与生活反差甚大，兰德并不例外，但她更像伊壁鸠鲁而非叔本华。伊壁鸠鲁鼓吹快乐主义，招致长达两千年的诬蔑，然而考察这位哲人的生平，就会发现，他所谓的“享乐”跟世俗所谓“行善”没有太大区别，但他却宣称这就是最纯粹的快乐。相反，叔本华鼓吹悲观主义而躬行享乐主义。兰德鼓吹精英对公众并无义务的伦理，自己的行径却跟寻常政治家所谓的义工没有区别，但她却断言这完全是一种价值观投资，跟利他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只要不冒犯她的虚荣和自负，她就比大多数善男信女更慷慨仁慈。她的弱点是所有知识分子共有的，而她的优点仅仅属于她个人。

兰德跟马克思一样相信，哲学的用途在于改变世界而非解释世界。她的哲学有强烈的工具性和功利性。她不是先构建本体论和认识论，然后解释此岸世界，而是先确定了支持和反对的现实事物，再回溯、寻找相应的哲学基础。因此，她晚年的论著非常像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草稿笔记），主要是为了给早期著作打补丁。她的小说则另当别论，因为作品的力量比作者的意图更强。兰德的本意是要让人物体现观念，为此不惜牺牲读者的愉悦，但她灵魂的火焰还是自然而然地流入人物心中。尤其是女性角色较少承担说教的使命，更多投射出作者本人的性格，反而比刻意塑造的男主角更有吸引力。在党争的喧嚣渐渐沉寂以后，这些人物仍然会在文学珍宝馆中占有一席之地。她们热情似火，熠熠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