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政治的青年（第7/13页）

又据名为“英格兰各项自由之大宪章”之条例明定，凡自由人除经其同侪之合法裁判，或依国法外，皆不得加以拘捕、监禁，或剥夺其管业权、各项自由及自由习惯，或置诸法外，或加以放逐，亦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毁伤。当爱德华三世御极之第二十八年，国会亦曾制定法律规定，任何人除经依法律正当程序之审判，不论其身份与环境状况如何，均不得将其驱逐出国，或强使离开所居住之采邑，亦不得予以逮捕、拘禁，或取消其继承权，或剥夺其生存之权利。但在最近，又不幸而有与上述规定及其他法良意美之英国法律相违背之事发生。是即陛下若干之臣民，竟至无端而遭受监禁。迨以陛下所颁之人身保护状呈请法院予以救济时，依照向例，法院应即令斥监禁机关说明加以监禁之原因。但原因莫可究诘，而监禁之机关仅谓乃系遵奉经由枢密院所颁之陛下特别诏命办理。且又将被押者还监，而其实未曾控以依法应由彼等负责之任何罪名。

近来更有大批海陆军队，散驻全国各郡，并违反居民意志，强迫居民接纳住入其家宅，忍受其长期驻扎，既有背于本王国之法律与习惯，且使民不堪命。

国王爱德华三世临朝之第二十五年，国会又制法明定，不得违反大宪章之精神与国法，对任何人臆断处死或残其肢体；更据该大宪章及本王国其他法律条例等，任何人除依本王国习惯或国会法案所确定之法律，不应判处死刑；又无论何种罪犯，均不得免受通行程序之审讯，亦不得豁免本王国法律及条例所加之刑罚。但不幸的是最近陛下玺令设置种种委员会，派遣委员分赴各郡，使享有权威，得对陆海军人及其他莠民之伙同犯杀人罪、抢劫罪、重罪、反叛罪、暴动罪或其他各种之轻罪者，均按戒严法论处。众所周知，戒严法之审判程序简单，是故只惟在于战时军中应当适用此种法律。因为根据戒严法审判，犯以上各种罪名者，动辄须以死刑议处。所以遂有若干之臣民，致被该委员等判处死刑。倘系根据普通法律审判，彼等固应死无怨言。但在现时，除非根据上述之戒严法审判，则彼等之罪，不至于死。且已经认定以上各种罪名，应由此种委员会依据戒严法予以审判，所以又使普通官吏与司法人员，有所推诿，不肯援引普通法律对于此等罪犯提起控诉。所以因之，反使若干情节重大之罪犯，得以逍遥法外，免遭处分。是知此种军法委员会与其他类似性质机构之设置，完全违反上文所述各种法律之规定以及现时英国之法律。

据此，彼等[149]伏祈圣主陛下：自今而后，非经国会法案共表同意，不宜强迫任何人征收或缴付任何贡金、贷款、强迫献金、租税或类此负担；亦不宜因此等负担或因拒绝此等负担，而对任何人命令其答辩，或作答辩之宣誓，或传唤出庭，或加以禁闭，或另加其他折磨或困扰；亦不宜使任何自由人因上述种种致遭监禁或扣押；陛下宜调离上述海陆军队，俾民人等今后不再受累；又上述执行戒严法之钦差亦宜撤废；又今后不宜再委何人任此类特职，或令其以上述方式执行其职权，恐其有所凭借，竟违背国法民权，使陛下臣民皆有遭受陷害或被处死之虞。

彼等所伏请于陛下者，皆按诸本国法律条例而原为其权利与自由者；陛下亦宜开恩昭示，凡有关以上所举种种害民之裁决、行为和措施，今后皆不得据之以为结论或先例，陛下更宜为增进人民之幸福安全计，颁示德意：凡官吏大臣对上述诸事皆应依国法律例行事，而示效忠陛下，以增进主上之圣德与国家之隆盛。

是年六月二日，国王驾莅国会，批曰：汝等所呈权利请愿书一件，读悉，准如所请。此后复于六月七日，六月二十日，莅临国会，重申六月二日之谕旨[150]。

《权利请愿书》控诉的内容是为查理王朝量身定做的，但从立法程序上讲，它不是以国会法案的形式提交的，因此不受服从国王查理义务的约束，而是权利的请愿书，要求重申古老的自由，而非创立新例[151]。这种巧妙的设计不仅体现出普通法家好古的风格，也体现出精明律师为己方占据有利地位的娴熟技术。查理签署了《权利请愿书》，但他也不是不会用计的人。国会没能得意多久，因为查理继续不经国会同意，征收磅税和吨税。他辩解说，《权利请愿书》中“任何类似之捐献”不包括磅税和吨税[152]。1629年3月2日，失去控制的国会宣布：一切非法征税，无论征收者和缴纳者均以叛国论处[153]。妥协走到尽头，查理孤注一掷，开始了无国会统治。

无国会统治时期的宪法斗争转入司法审查领域。1637年船税案是1627年五骑士案的续集，非常富裕的乡绅约翰·汉普顿并不是付不起区区一镑船税。船税的重要性不在于技术而在于宪法。如果国王不经国会同意征收船税成为常例，那么至关紧要的宪法之争就要以有利于王室的方式结束了。然而，在王室政治压力下，法官们勉强（七票对五票）作出判决，证明在没有国会的情况下，被动的司法机构不足以抵抗绝对主义国家的专横。

大法官芬奇（JohnFinch）宣布，任何“束缚国王对其臣民的人身、货物……金钱[154]”需索的国会法案都是无效的。整个判决下达时，威尼斯大使评论：这意味着绝对王权和国会的末日[155]。好古成癖的西蒙德·戴维斯爵士（Sir Simon Davies）写道：“这是对臣民自由的彻底压迫。如果自由人的产业屈从于武断的征税，那他和古代奴隶与农奴还有什么区别[156]？”不过，输掉官司的汉普顿获得了舆论上的胜利。日后的保王党人克拉伦登伯爵（Edward Hyde）写道：“人们不把此案视为一个人的官司，而是整个王国的官司……认为本着公共正义的良心不能服从。”

现在，财产和自由已经只能通过内战来解救自己，而内战需要群众，群众则只有宗教才能动员，于是点燃两王国战火的任务落在苏格兰长老会的头上。

四、内战：古老的英格兰，上帝的英格兰

群众政治是无形态的政治。群众作为集体是以其最低标准集合起来的，对过于抽象、过于复杂、过于理性、缺乏感情号召力的理论通常很快就会厌倦，只有宗教运动的低层次才符合动员群众的需要。古今一切群众政治不可避免地归于图解式的神魔、善恶二元斗争，圣徒与殉道者，末日决战与地上天国，即使彻底反对传统的人受现实需要的压迫，也必须竖起自己的偶像。绝对理性的信徒必须有自己的理性女神，无神论者必须有自己的水晶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