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城市·工业·工人阶级（第7/9页）

事实上在这一时期，能干、聪敏的工人，特别是技术熟练的工人，既是拥护中产阶级社会控制和工业纪律的支柱，又是工人集体自卫的最积极干部。他们之所以支持中产阶级，是因为一个稳定、繁荣、发展的资本主义需要他们，也向他们提供了少许改善的前景，而且这个资本主义现在无论如何已不可避免，它看来不再是昙花一现。反之，伟大的革命与其说是更大变革的头期款，不如说是过去时代的尾款。充其量它只能留下一个五彩缤纷的辉煌记忆，而最坏也不过是证明前进的道路上并无捷径可言。他们同时也是工人的干部，因为工人阶级知道，单单是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并不能赋予他们权利，不能为他们带来他们的所需，他们得组织起来，得斗争。美国可能是个例外。这个国家看来已向穷人做出保证：穷人有条摆脱穷困的道路；已向工人保证：工人有扇走出工人阶级的大门；也向每个公民保证：他们可取得与其他任何人平等的权利。英国的“工人贵族”是英国特有的社会阶层，他们包括独立的小工厂主以及商店老板，也包括白领工人和低层官僚组成的下中阶级，但前者的重要性不如后者。英国的“工人贵族”帮助自由党发展成对广大群众真正具有吸引力的政党。与此同时，它又是异常强大的、有组织的工会运动核心。在德国，即使最“受人尊重”的工人也被打入无产阶级队伍，与资产阶级隔着一道鸿沟。德国有个“自我提升”协会（Bildungsvereine），在1863年时有1000名会员，到1872年，单是巴伐利亚就有不下2000人。19世纪60年代进入“自我提升”协会的人，很快便能摆脱这些组织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至于中产阶级的文化，由于反复灌输的结果，他们尚未完全摆脱。[32] 他们即将成为新社会民主运动的干部，特别是在本书所述时期结束之后。然而归根结底，他们都是自学成才的工人，“受人尊重”是因为他们懂得尊重自己，并且因为他们将自我尊重的好、坏两面全部带进拉萨尔和马克思的政党里去。只有在革命有理、唯革命方能解决贫苦劳工大众境况的地方，或在劳工大众的主要政治传统仍是造反和争取建立革命社会共和国的地方——如法国——“尊重”才是比较次要的因素，或者说“尊重”只存在于中产阶级以及希望被认作中产阶级的人群之中。

工人阶级当中的其他人又怎么样呢？虽然对他们的探讨比对“受人尊重”的工人的探讨多得多（但对这一代人的探讨明显少于1848年以前和1880年以后），但我们对他们仍知之甚少，只知道他们贫穷邋遢。他们不公开发表言论，那些组织、工会干部（不论有无政治背景）也很少提及他们，只有需要他们支持时，才不惜屈尊垂询。甚至特别为“不值得尊重”的穷人组织的“救世军”（Salvation Army），也无法发挥免费街头演出（有制服，有乐队，有动听的圣歌）和募捐之外的功能。事实上，对许多非技术工人，或谓出力出汗的工人来说，那些在劳工运动中崭露头角的组织是与他们无缘的。在政治运动的高潮时期（例如19世纪40年代的宪章运动），他们可能被吸收：亨利·梅休（Henry Mayhew）笔下的伦敦小贩都是宪章派。大革命也可将受压迫最深、最不关心政治的人鼓动起来（也许只是短暂的）。1871年巴黎公社期间，巴黎妓女便积极支持公社。然而，资产阶级胜利的时代肯定不是革命的时代，甚至也不是群众运动的时代。巴枯宁认为，这样的时代可将积郁在无产阶级边缘人胸中至少是潜在的革命精神慢慢煽动起来。他的这项假设没有什么大错，但他说这些人可以成为革命运动的基础，就大错特错了。在巴黎公社期间，穷人中的散兵游勇虽然也支持公社，但公社的积极分子仍是技术工人和手工艺人；而站在穷人最边缘的那部分人——青少年——在公社运动中所占比例极小。成年人，特别是记得1848年历史的人，不管他们的记忆如何模糊，都是1871年的杰出造反派。

劳动贫民当中，有的是劳工运动的潜在斗士，有的则不是，两者之间的界线不很明显，但确有界线。“协会”（association）是自由时代的神奇组织，通过协会，甚至即将放弃自由主义的劳工运动也可得到发展。[33] 想要参加协会和成功组成协会的人，对不想或不能参加协会的人——不只是妇女——通常是耸耸肩膀，最坏的情况也只是投以蔑视的眼光而已（妇女事实上被排除在俱乐部之外，不列入程序，不能申请入会）。工人阶级当中的这部分边缘人即将变成一支社会政治力量。这部分人恰巧与各种俱乐部一拍即合，其中包括诸如互助会、兄弟慈善会（一般带有浓厚宗教色彩）、合唱队、体操或其他体育俱乐部，甚至志愿宗教组织、工会和政治团体。宗教组织和工会政治团体是其中的两个极端。这部分人通常也与独立手工业者、小业主甚至小企业主相重叠。协会涵括了各种劳工——在本书所述时期结束时，英国这部分人约占工人阶级的40%——但还是有许许多多人被排除在外。这些被排除在外的人，是自由时代的客体，而非主体。其他人的愿望和所能得到的东西已经够少了，但他们甚至更少。

如果回过头来看看所有劳动人民的境况，我们很难得出一个平衡不倚的看法。这一时期拥有现代城市和现代工业的国家很多，工业发展的阶段也不相同，很难一概而论。即使我们将范围限制——我们也必须限制——在相对比较先进、与落后国家有明显区别的国家，限制在与农村人口和农民有明显区别的城市工人阶级，我们也无法笼统地做一番综述，因为这样做的意义不大。就工人而言，当时他们大多数仍很穷困，周围物质环境无法忍受，精神寂寞空虚。这是其中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自19世纪40年代起，他们的现状大致说来有了好转。难题是如何在这两者之间作不偏不倚的评价。自鸣得意的资产阶级发言人，过分强调其改善的那面。罗伯特·吉芬（Robert Giffen，1837—1900）在回顾了1883年前半个世纪的英国情况后，巧妙地将工人称作“尚未改善的社会底层”。对此结论我们谁也不会反对，我们不反对说“甚至用最低的愿望来衡量，当时的改善也是小得不能再小”，也不会反对说“为改善人民群众境况而苦思冥想的人，都会希望来场革命之类的运动”。[34] 不十分满意的社会改良主义者，并不否认工人情况有所改善——就工人精英而言，情况的改善相当可观，因为具备他们那种条件的工人相对来说还不算多，这使他们可持续处于卖方市场——但与此同时，社会改良主义者也描绘了一幅色彩并不鲜艳的图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