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全人类的事业从殖民地到《常识》（第9/10页）

事实上，殖民地但凡察觉到英国对殖民地的事务有所干涉，就会掀起轩然大波。人们熟知的“牧师案”就是一例。当时，有一项提案提出用现金代替传统的烟草去支付英国国教会牧师的薪酬，弗吉尼亚律师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是这项提案的辩护人。亨利在辩护中控诉英国国王已经“从子民的父王沦为暴君，丧失了他对臣民的权力”[15]。这里所说的国王的暴政实际上是指当时弗吉尼亚的《两便士法案》（Two Penny Act）事件。1758年，由于烟草歉收，烟草价格从每磅两便士涨为每磅六便士，为减少影响，弗吉尼亚立法机构希望以每磅两便士的价格用现金支付神职人员的薪酬，遭到国王否决。说到底，一切都是钱的问题。后来发生的殖民地与王室对抗的事件中，虽然不是全部，但大多也都是关于钱的问题。到最后，这改变了一切。

身处现在的人理解过去的事件时会遇到极大的障碍。现代人会很容易将1763年之后殖民地向英国权威发起的一系列挑战按时间顺序排列，并从这些事件中看到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从而指出殖民地决定脱离英国是不可避免的。1764年，英国政府为偿还法国—印第安人战争带来的债务而颁布《糖税法》和《货币法案》，第二年颁布《驻营法》和《印花税法》，1767年开始征收“汤森税”（Townshend Duties），1768年派兵前往波士顿，1770年发生“波士顿惨案”，1773年颁布《茶税法》，1774年制定所谓的《强制法案》，这些都太经常被看成既定路线上的一个个指路牌，其终点正是1774年的第一届大陆会议以及1775年4月19日早晨莱克星顿草地上打响独立战争的第一枪。但是，通往革命的这条路上并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撇开帕特里克·亨利这类人的夸大言辞不提，1763年乔治三世治理下的英国王室的举动普遍说来并不会引起乔纳森·梅休和本杰明·富兰克林这些人的疑虑。

英国对殖民地事务的突然关注自然让殖民者感到担忧。不管在什么历史时期，不管是哪里的政府，在试图提高税收的时候都可能会招致反对。英国政府试图通过《糖税法》增加进口税，通过《货币法案》禁止殖民地生产纸钱以控制信贷，从而加剧了殖民地经济本来就面临的贸易逆差问题，引起美洲殖民者的疾呼反对，也属正常。英国通过1765年的《驻营法》派军驻扎到殖民地，在殖民者看来是一种入侵；但就在五年前，这些军队离开时，那些海港城市的商贩还在为自己丧失了收入来源而惴惴不安。对于英国政府的这些措施，殖民地的反抗大多只有小范围的影响和反响，唯独1765年的《印花税法》例外。为了提高税收，这项税法规定从报纸到法律文件到纸牌的所有文件都要征收印花税。这项法案惹怒了所有人，使得他们联合起来进行反抗。

地图3 英国在美洲的收益地图

1765年召开的反对印花税法大会通过了《殖民地人民权利及其不满的宣言》（由于这些不满并未得到解决，1774年又有了第二份同名宣言），总结了殖民地的立场。这份宣言着重指出殖民地效忠于英国王室，同时也强调殖民地是英国国会的局外人。简言之，他们在英国政府里没有代表权，却又似乎可以未经允许就被政府强征税收。大会坚称这样做是错误的。“能够代表这些殖民地的只有殖民地自己推选出的自己人，”大会强调，“殖民地从来没有，也不能通过宪法强行征税，必须由殖民地各自立法规定。”为了废除《印花税》，殖民者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而英国也没有就此罢休，在1766年又颁布了《宣示法案》，指出英国国会“完全有权在任何情况下制定拥有足够效力的法案来约束殖民地和美洲的人民——这些大不列颠王室的子民”[16]。

虽然《印花税》常常被解读成是对于美国独立革命“无代表，不纳税”战斗口号的最初表达，但它其实并不完全是通过印刷文化煽动起美国民族主义的产物。英国王室试图给殖民地打上自己的印记时，确实激起了殖民地的全体反抗。这种反抗虽然很快结束，但问题绝没有就此消失，反倒越来越明显。1767年以财政大臣查尔斯·汤森的名字命名的汤森税意图对更多类别的殖民地进口货物征税。詹姆斯·奥蒂斯为此写了《一个宾夕法尼亚农民的来信》（1768年），进一步反对征税。两年后，一群和奥蒂斯持相同观点的民众走上波士顿街头，试图阻止英国军队执行税收法。他们与军队发生激烈冲突，五位殖民者不幸丧生，即所谓的“波士顿惨案”。这些民众后来也成为美洲殖民者反抗英国的著名形象（见图15）。在当时，这起事件并没有引发大规模起义，但波士顿在引爆革命中的角色还没演完。真正的燎原之火，是茶叶。

1773年，英国王室颁布《茶税法》，企图垄断北美的茶叶生意，扶持经济下滑的东印度公司。这对殖民地商人的利润构成威胁，导致殖民地和王室发生直接冲突，即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殖民地向波士顿港口倾倒成箱茶叶的这种戏剧性反抗姿态并没有上升为武力反抗。反倒是英国王室变本加厉，于1774年颁布强制法令，想要更严格地监管马萨诸塞，但这只是逼得殖民地团结起来共同反抗英国王室。这时候，问题已不仅是关于增加收入或管理经济，而完全是关于对殖民地的控制了。英国王室通过强制法令关闭了波士顿的港口，想让整个马萨诸塞殖民地归于更严密的王室控制之中，并且规定王室官员必须在英国本土接受审判，从而解除了王室官员可能在殖民地受审的威胁，此外还提议对《驻营法》进行更严格的实施。此外，英国王室也试图通过立法（《魁北克法案》）正式成立魁北克省并扩大其领地范围，同时还认可该地区的天主教主导地位，这也使得美洲殖民地对英国王室的政策越发感到不安和愤怒。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3个英属北美殖民地实现了最终的转变：1763年时，它们还是一群互无联系的独立司法管辖区；到1776年时，几乎已经完全团结在一起，为了“全人类的事业”与英国王室抗衡。但如果不是1776年托马斯·潘恩写下了那本名为《常识》的小册子，他们可能永远都不会这么做。虽然殖民者于1774年9月在费城召开了第一届大陆会议，1774—1775年的冬天在莱克星顿和康科德与英国公然发生了武装冲突，1775年召开第二届大陆会议并通过了《关于拿起武器之原因和必要性的声明》，但即便此时，他们也还没有一起走向独立的打算，也没有明确表达出殖民地所面临的主要危险。直到潘恩写下《常识》，才终于有了这样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