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士兵的信仰冲突与服从（第10/11页）

当然，排斥并不是面对冲突的唯一反应。战争也让更多积极的进步主义纲领被迅速写入法律，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女性选举权。《宪法第十九修正案》赋予了女性投票的权利。这项修正案在1918年初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但送呈参议院时因为来自南方的抗拒而放慢了通过的速度，不过在1919年还是被正式批准，并在次年生效。不过，美国参议院并不是唯一有机会反对这项法案的。在很多南方州，种族隔离、可疑的人头税以及支持人头税的识字法律仍旧生效。所以尽管在理论上，非裔美国女性在1920年之后获得了投票权，但实际并非如此。

相反，如同之前所有的战争一样，美国的参战决定似乎再一次给非裔美国男性带来机会，让他们可以证明自己的爱国之心，并以此推动平权事业。如果说20世纪推动扩大参政权的活动家们的言辞听起来与内战之前那些从事相同活动的活动家们十分相似，那么，那些在演讲中向黑人陈述这场战争对于非裔美国人之意义的黑人发言人们也同样如此。两者都相信，或至少希望，在危急之时为国效力将会使他们被这个国家所接受。霍姆斯和罗斯福都不曾料到士兵的信仰会以此面目再次出现。“拥有不被侵犯的投票权、工作权、居住权的美国黑人，”一位作者在《危机》中写道，“将从这场战争中崛起。”[27]不过，非裔美国人仍旧在一个种族隔离的军队中作战，不仅如此，他们还被美国海军完全拒之门外——这与内战中的美国海军明显不同。白人指挥官当然会对黑人军队在这场冲突中的影响表示一定程度的担忧，但这种担忧的表达方式是黑人领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

此时，已经成为将军的约翰·潘兴不再像1898年那样，允许黑人军队和白人军队在圣胡安山并肩作战。20年后，他发出了一道指令，告知美国的法国同盟军“黑人在美国的地位”，以防这种地位被那些倾向于自由主义的欧洲人干扰。“美国人在‘种族问题’已经达成了一致，不允许任何多余的讨论。”虽然潘兴如此宣称，但如果参考一下美国的人口分布，他多多少少在说谎。潘兴暗示道，法国也许并不了解，“如果不在黑人与白人之间设立一条不可跨越的沟壑”，非裔美国人将会给“这个共和国中的白人带来堕落的威胁”。因此，他警告法国人不要对非裔美国军队持有任何的“亲密和纵容”。他还强调说，任何的亲密都将会是一种对美国“国家政策”的“冒犯”，更甚者，也许会“在美国黑人中激起一种渴望，而这种渴望是白人难以忍受的”。

虽然对法国而言，这也许还是个新鲜事，但在美国，这是一个令人沮丧而熟悉的故事，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和艾达·韦尔斯等黑人活动家们穷其一生都在为此抗争。“虽然黑人也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潘兴解释道，“但美国白人一直将他们视为劣等人，只可能与其维系买卖或服务的关系。白人一直在责难黑人缺乏智慧和判断力，没有公民意识和职业道德，并且有套近乎的倾向。”更有甚者，潘兴转而借助“强奸未遂”的指控作为证据，证明非裔美国人“对美国人来讲是一种持续的威胁，美国人不得不坚决镇压他们”。[28]不论潘兴是在表达自己的观点，还是仅仅承认在美国军队和政府普遍存在的种族主义，这都是颇具挑衅意味的话，非裔美国人领袖很快便做出了回应。

1919年，美国著名非裔知识分子和发言人威廉·杜波依斯（W.E. B. Du Bois）对此表达了旗帜鲜明的反对。杜波依斯在1909年与艾达·韦尔斯等人一同创建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又在次年创办了《危机》。杜波依斯强调，非裔美国士兵为美国“欣然战斗到流干最后一滴血”，可这个“可耻的”国家却仍旧对他们施行杀戮、迫害，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这就是我们这些民主的士兵返回的国家，”杜波依斯有些讽刺地指出，“这就是我们为之奋战的祖国。”“但是，”他提醒读者，“这是我们的祖国。我们为之战斗是正确的。”杜波依斯宣称，欧洲的战争已经结束，但美国的战争才刚刚开始，这是一场“更严酷、为时更久、更坚定的战役，要与我们土地上那些来自地狱的力量搏斗”。杜波依斯重复了威尔逊，或者更宽泛地说是进步主义的修辞，但却是从一个与之完全相反的角度出发。他宣称：“为民主让路！我们在法国挽救了民主，借助伟大的主的力量，我们将在美利坚合众国再次挽救它，或者至少明白我们为何挽救不了它。”[29]

伍德罗·威尔逊和潘兴也许都会对这种说法感到胆寒，但是没人可以将非裔美国人对这些问题的愤怒归咎于法国。1917年在伊利诺伊州东圣路易斯和1919年在芝加哥爆发的种族骚乱预示着美国黑人与白人之间将在未来不时发生暴力冲突。其中，芝加哥发生的一场骚乱是因为一名黑人青年跨过了密歇根湖滨的“种族界线”，继而遭到杀害。这并非威尔逊希望看到的，也不是美国和世界所期待的。他曾相信美国也许能亲身示范，为各国的内部安定以及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和平指明方向。怀着这样的期待，在1919年初的巴黎和会之前，他就为战后和解与未来的国际合作包括国际联盟的建立，提出了颇具理想色彩的“十四点计划”。

不管是威尔逊的祖国美国还是其他重要的协约国成员都没有充分支持威尔逊展望的世界新秩序。不过，协约国至少是接受了成立一个合作性联盟的想法，在1919年一战结束时签订的凡尔赛条约中，这个组织得以建立。威尔逊还因为在这一组织中的工作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讽刺的是，他最想影响的国家却拒绝了他的努力。美国从没有加入过国际联盟。事实证明，到最后，威尔逊倡导的和平很快被人遗忘了，和平这件事情也很快被遗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未和它宣称的一样，是一场“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而只是一个世纪的冲突的开端。从军事角度看，美国战后的状况要优于其他国家。它并没有像欧洲国家一样满目疮痍，也仅有10万多士兵在一战中身亡。考虑到美国参战的时间并不长，这一损失可谓颇高，不过，和欧洲国家比起来，这样的损失又算不了什么。但是，对于一个根本没想卷入战争的国家来讲，美国已经付出了足够高昂的代价。

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美国造成的不是实质性影响，而主要是心理上的影响以及某些方面的实际影响。可以说，这场战争将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和威尔逊的新自由主义勉强融合在了一起。从内战以来，美国的中央政府权力从没有如此强大过，它拥有500万军人，看起来如此团结。出于支持战争的需要，联邦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法案，将大多数工业和商业领域都归于战争工业委员会管理。这就是以战争之名管控的商业。很多改革派将它视为一种战争的积极副产品，很少有人会愤世嫉俗地将以国家效率为借口的工业标准化与借国际主义为名的社会标准化连在一起，虽然两者明显都出于相似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