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在最后的边疆之外美国的新政（第10/12页）

图54 经济大萧条时期艾奥瓦州的难民（多罗西娅·兰格，1936年）。这张照片刻画了新墨西哥州一个九口之家中的三位家庭成员，他们是经济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来自艾奥瓦州的难民。这张照片出自著名新闻摄影记者多罗西娅·兰格之手，也是她在一个摄影项目中的作品。这个摄影项目是代表移民管理局（1935年）组织的。移民管理局是在第二次新政的主持下成立的一个改革机构（后来在同年并入了农场安全管理局）。兰格后来也记录了另外一场不受欢迎的移民行动，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裔美国公民被战争搬迁管理局（WRA）强行迁移、拘禁在集中营里。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130926）。

1935年之后，所谓的第二次新政是围绕《社会保障法》（1935年）实施的，这部法令落实了一项包括失业保险和养老金在内的社会福利纲领。与此同时，第二次新政也通过公共事业振兴署（WPA）进一步创造了就业。这项举措为美国各地将近900万人口带来了工作，其中有许多都是作家、音乐家和艺术家，这些人接受委托开展各种工作，从为邮局提供壁饰到编写各州官方指南，从举行音乐会、剧场演出到整理民俗档案。在编写美国史方面，WPA有项名为“联邦作家工程”的项目，为大量的报纸、历史记录和档案编写索引，也录下那些仍然记得奴隶制时期情况的非裔美国人的声音。这些都为讲述美国过去的历史组织了大量的原材料，到今天，历史学家仍在不断地熟读并且重新解读这些材料。

但即使是上演话剧这种明显无伤大雅的活动也会招致怀疑。一些人担忧新政背后隐藏着社会主义，甚至是法西斯主义动机，想要在美国复制评论家兼记者雷蒙德·格拉姆·斯温（Raymond Gram Swing）所描述的“德国和意大利的模式，即以国家团结的名义在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结成联盟”。斯温警告说，这正是走向美国法西斯主义的美丽新世界的第一步，在那个世界中，个人主义将会被根除，美国人将会“被告知提出反对和批评是非美国人的行为”[16]。斯温的这些观点对于美国的广播听众来说早就不算陌生。尤其是当欧洲正在发生的事件让广播电台对国际新闻做出了更多播报时，这些听众也就对此越加熟悉。美国远非一个孤独的荒野，自然不能免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或者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主义）的影响，因而斯温也并不是什么孤独的先知。辛克莱·刘易斯在当时写了本红极一时的小说《不会发生在这里》（It Can't Happen Here，1935年），书名的前提当然就是这很容易发生在这里。在联邦剧场计划的赞助下，根据这部小说改编而成的话剧走向了全国的观众。1936年，纽约观众可以观赏到其英语版本和意第绪语版本，洛杉矶的观众可以观看意第绪语版本，坦帕的观众可以看到西班牙语版本，西雅图甚至还上演了黑人版本。

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要变成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新世界，几乎是不可能的。总的来说，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又一次对自由和民主的含义进行了辩论，但这两者都没有真正面临毁灭的危险。赫伯特·胡佛指责新政是“美国对自由精神的侵犯，而且是自殖民地时期以来见到过的最为让人震惊的一次侵犯”，但罗斯福对此做出反驳（就像林肯在内战期间那样），强调指出需要建立一个“更宽泛的对自由的定义”，这一定义将会“为普通人提供更大的自由、更多的保障，这在美国史上是前所未有的”[17]。

这样说正确与否有待争议，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定义“普通”人。经济大萧条带来的苦难并不是均衡分布的，一些新政项目虽然意在缓解问题，却反而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所谓的印第安人新政正是如此。当时新任命的印第安事务局专员约翰·科利尔（John Collier）认为，破坏土著文化的做法，以及通过道斯法案将部落土地分配给个人所有，都不仅给土著民族造成了损失，也给整个美国带来了损失。因而，1934年的《印第安人重组法》（IRA）就试图撤销之前的同化政策，以挽回这些损失。科利尔实施的也许可以说是一种微观经济（以及文化）版本的新政，他寻求通过强制聚积资源、实现共同利益的方式来重新巩固土著人的土地。当然，不是所有的印第安人都愿意看着自己精心经营的土地消失在共同所有权之中。华盛顿官僚突然燃起一股热情，想要恢复那些不少印第安人已经抛弃很久的传统，对此，那些印第安人可能比别人更充满疑虑，也更想要抵抗。许多土著民族想要的是进步和未来，而不是被迫回到那些被白人理想化、事实上却毫不理想的过去。

美国社会中的其他群体则发现，自己与其说是被引向过去，不如说是无法逃离过去。非裔美国人总的说来更依赖于棉花作物，他们发现新政在调整农业方面的尝试几乎没有带来什么好处。此外，大多数的新政行动，不管是民间护林保土队还是重新安置管理局发起的新示范城镇，都实行了种族隔离。当然，种族隔离并不起源于新政。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自由并不意味着平等，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到盎格鲁—撒克逊至上主义心态的驱使，而当时的流行文化既揭露，又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这种心态。罗斯福支持新公民国家主义的大众文化，而其对手更愿意保留“顽强的个人主义”范式，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关系，在当时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中都有所体现。而在两种文化中，美国人的理想都带着种族色彩，其中，公民国家主义在种族上是排外的，成功的个人主义也很少属于移民。

20世纪30年代最为持久畅销的小说当然就是玛格丽特·米切尔（Margaret Mitchell）写就的内战史诗小说《飘》（Gone With the Wind，1936年），后来还被搬上了银幕。这部作品不仅让人们从经济大萧条的困境中退避出来，还肯定了个体只要经得住考验就能成功走出逆境的这种观点。小说中的主角斯嘉丽·奥哈拉（Scarlett O'Hara）几乎没有什么姐妹情谊或者社会团结的观念，撇开她是女性这个事实，她代表的是当时各类文化中银幕英雄的一种结合体。这些银幕英雄大多是男性，不过分为两类，一类是高贵的普通人，如《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Mr Smith Goes to Washington，1939年）；另一类则是不光彩的罪犯，如《国民公敌》（Public Enemy，1931年）或《疤面煞星》（Scarface，193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