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在最后的边疆之外美国的新政（第11/12页）

事实上，20年代时阿尔·卡彭让美国人开始对黑帮着迷，到了30年代，小说读者和电影观众对此已经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不过，这种现象传达出的信息却是复杂的，并不是说电影的道德观有问题，而是因为犯罪的反派角色是移民，他在组织内部的毁灭性行为造就了他、最终也毁了他。对斯嘉丽·奥哈拉和疤面人来说，美国梦都是一个靠不住的命题，对那些处于边缘社会地位的人而言尤其如此。在当时越来越流行的“硬汉派”或“低俗”侦探小说中，银幕上描绘的美国人生活中潜伏的不确定性也一直在遭到消解。这种小说提供了一种逃避现实和证实现实的矛盾结合，常常会安排一个普通人作为主角，不管是达希尔·哈米特（Dashiell Hammett）笔下的萨姆·斯佩德（Sam Spade）还是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笔下的菲利普·马洛（Philip Marlowe），在一定程度上都能顺利闯过作家为他们安排的各种逆境。

和小说背景里所处的经济大萧条时期相呼应，这种小说将美国的城市生活表现得相当悲观，不过这也正是关键所在。30年代的侦探小说的本质是明智的理想主义之于现实困境的胜利，其核心则是一种愤世嫉俗的乐观主义：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侦探维护着“美国”的价值，同时也意识到美国梦的背后隐藏着的腐败与妥协。“总得有个人到这些穷街陋巷里去，”钱德勒写道，“这是一个自己并不卑鄙，也无污点或者胆怯的人。”美国人开始越来越认同，或者说希望他们自己可以认同钱德勒描述的“普通”却又“不凡的人”[18]。即使这种“罪行”是纳粹主义的威胁，或者说，尤其是当这种罪行是纳粹主义的威胁时，30年代末的美国流行文化趁机顶着这种威胁定义了美国人，也定义了美国和美国理想。在美国首部公开反纳粹的宣传片《一个纳粹间谍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 Nazi Spy，1939年）片尾的审判场景里，检察官宣布道：“美国并不只是一个仍然保存民主的国家。美国本身就是一种民主。在这种民主中，上帝赐予自由的人们灵感，自由的人们则决意永远捍卫我们继承的自由。”

在美国观众看到这部电影之前，欧洲已经处于战争的边缘。影片上映5个月后，德国入侵波兰。这时，由于持续不断的行业动荡以及1937年夏天开始的经济崩溃，新政遭到破坏，几乎完全失去了势头。政府颁布了一连串新立法，试图稳定经济、保护农民、确立最低工资，但罗斯福不得不拼尽全力，才能让这些立法得以实施。他在1939年1月向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里承认，美国人的首要任务可能不再是全国性复苏，而是国防。不过，这并不是说美国面临着什么迫在眉睫的威胁。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罗斯福像威尔逊那样发表声明宣布中立，并且在附录里声明可以向同盟国出售武器和物资。罗斯福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既能捍卫民主，同时又能保持一定的距离。

不幸的是，纳粹的战争机器能够以相当快的速度传播开来，毕竟“闪电战”的称号不是浪得虚名。从1940年春天开始，德国仅用数周就占领了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在敦刻尔克将英军从法国逼退，迫使法国投降。此时，德国距离完全控制西欧以及东大西洋就只剩下英国。在美国，罗斯福提高了对同盟国的支持，也加强了美国的防御。他增加军事开支，成立国防研究委员会，说服国会勉强通过了推进美国首个和平时期的义务兵役法草案。虽然这场战争看起来仍然离美国很远，还不足以造成威胁，但对于卷入战争的可行性或者说可取性，美国人当时是意见不一的。罗斯福得到了援助盟军保卫美国委员会的支持，也遭到美国第一委员会的反对。

不过，美国人以及美国的国力确实对别人造成了威胁，到最后，是否参战也不是美国能决定的了。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三种扩张主义议程的暴力融合：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在欧洲的扩张、德国法西斯分子在欧洲的扩张以及日本人在东南亚的扩张。尽管1941年时，因为本国船只遭到潜水艇袭击，美国已经被卷入了一场与德国不宣而战的冲突之中，但最终逼近美国的危险不是来自大西洋对岸的欧洲大战，而是来自日本在太平洋上的举动。

图55 珍珠港，1941年12月（美国海军官方照片）。一艘救生船驶向火光中的西弗吉尼亚号战列舰（前景）；内侧是田纳西号战列舰。西弗吉尼亚号战列舰最终沉没，舰上当时有超过60名船员。1944年，西弗吉尼亚号战列舰得到重新组装，在同年9月美国入侵菲律宾时回到夏威夷，随后在硫磺岛战役中参战。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以及战争资讯局友情提供（LC-USW33-018433-C）。

对于日本人而言，美国太平洋舰队驻扎在夏威夷珍珠港，给他们的帝国野心带来了潜在的威胁，他们决定解决这个问题。1941年12月7日早晨，日本飞机向珍珠港发起突袭（图55）。在此前的两年里，美国的政客之间展开了各种各样的谈判，国会一直在激烈地辩论是否向同盟国提供武器，以及在这场他们不希望殃及美国的冲突中扩大美国的参与程度是否明智；而现在，仅仅在一个半小时里，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就遭到重创，2000多名美国士兵阵亡，美国从此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珍珠港偷袭事件的20年前，哈定曾经承诺再也不会要求美国人在战争中牺牲性命。这其实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断言，没有哪个现代国家能够真的做到。在20年代和30年代里，许多美国人都和多斯·帕索斯《三个士兵》（1921年）里的主人公一样，希望他们“永远不用再穿上军装”[19]。但到二战结束时，已经有1600万美国人参战，约50万人战死沙场。实际上，二战让越来越多的失业者穿上军装，却也实现了新政最终没有达成的成果：美国的经济复苏。而二战带来的效果还远不止于此。

在1776年，铸就美国、成为美国人的途径就是战争。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许多美国国家领导人也都一直用这一点来提醒民众美国代表着什么、当一名美国人意味着什么。前总统赫伯特·胡佛虽然反对美国加入二战，却也曾将美国人在战争中的牺牲与自由观相联系，提醒国人“在普利茅斯岩，在莱克星顿，在福吉谷，在约克城，在新奥尔良，在西部边疆的每一步，在阿波马托克斯，在圣胡安山，在阿尔贡”都有“那些为实现这个目的而牺牲的美国人的坟墓”[20]。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这个目的当然还有待争议。美国准备将其仍在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武装部队派往战场的时候，许多人希望这场战争最终能够促成包容性公民国家主义的形成，而这正是新政百般努力也未能实现的。但在此过程中，美国自由的含义将会遭到挑战，也将面临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