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变革中的疆域原子能时代的美国（第8/10页）

这几起案件依据1896年普莱西诉弗格森案建立起的违宪判例，对学校种族隔离制度发起挑战，案件分别涉及堪萨斯州、华盛顿、特拉华州、弗吉尼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最高法院援引了诸多论据，其中一个便是默达尔在《一个美国人的困境》一书中的论述。最终，最高法院作出判决：“在公共教育领域，‘隔离但平等’的信条并不适用，”判决称，“种族隔离的教育措施本质上就是不平等的”，它剥夺了非裔美国儿童“被第十四修正案平等保护的权利”[18]。

布朗一案的判决是彻底废除种族隔离的第一步，也是走向包容、无歧视的公民国家主义的第一步。然而，迎接它的却不是全体民众的欢呼，规避者反而远多于实施者，尤其是在南方。南方的情况和默达尔描述的仍旧并无二致，针对黑人的暴力行径依旧十分普遍。布朗案发生的第二年，一个骇人听闻的案例见证了南方白人为了捍卫白人至上论，究竟能做出什么事情来——14岁的黑人男孩埃米特·蒂尔在去密西西比探望亲戚时被折磨致残，最后又被残忍杀害。就在同一年，非裔美国人拒绝接受白人冠以他们的“二等公民”称号，通过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的公车抵制运动向公交设施方面的种族隔离发出抗议。就在艾达·威尔斯被赶出白人专用车厢的70多年后，黑人活动家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也因拒绝在公车上给白人让座而遭到了逮捕。

罗莎被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评价为“蒙哥马利最好的一位公民”（她还在2000年被评为20世纪百名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反对这次逮捕行动的人群迅速聚集，由此也形成了黑人教堂领导黑人民权运动的传统，一直延续至20世纪60年代。后来成为非暴力反抗种族歧视运动的化身的马丁·路德·金在抵制运动之初，组建了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这是一个致力于废除种族隔离的压力集团，虽然势力强大，但仍然面临着一场艰苦的斗争，因为抵制运动在持续一年之后最终迎来的不过是最高法院裁定布劳德诉盖尔案（1956年）中的公交种族隔离法违宪。尽管这是美国公民身份变得更加包容的又一个里程碑，然而，对于那些始终坚守盎格鲁—撒克逊人阵地的白人而言，公车抵制运动只不过进一步激起了他们的敌意。

最后的边界

1957年，就在蒙哥马利公车抵制运动结束后的第二年，美国在冷战期间的国际意识形态与其保守的盎格鲁—撒克逊观念之间发生了首次激烈冲突。在这一年，苏联发射了“伴侣号”人造卫星，阿肯色州小石城中央中学则表明反对“布朗案”的判决结果。阿肯色州州长奥瓦尔·福伯斯（Orval Eugene Faubus）宣称，如果小石城中央中学被迫取消种族隔离制度，鲜血将流满街道。他的说法并非完全是耸人听闻：白人孩子抗议与黑人同在一间教室学习；辱骂试图进入学校的黑人学生（这些黑人学生最终在第101空降师护送下进入学校）。诸如此类事件的媒体报道本不该出现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然而在此后的几年中，南方一些地区似乎完全忘了媒体对他们的种族歧视行为的报道可能会被其余美国人民看见，更不用说会被整个对此感到惊恐却又十分关注的世界看到。随着20世纪50年代末印刷媒体兴起，无线电广播走进千家万户，电视逐渐开始主导现代生活，美国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全球玩家的所作所为，都被全世界看在眼里。

不过，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全球观众更多关注的是发生在欧洲、亚洲和中东的事件，而非蒙哥马利或是小石城。尽管在美国人看来，后殖民主义时代的世界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存在被共产主义者控制的风险，但苏联继任总统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对斯大林的行为提出谴责，似乎为美苏两国建立更加平衡的关系提供了可能。显然，美国并不总是要插手共产主义的每次行动，比如在1956年，苏联镇压匈牙利反共起义，美国便无动于衷。而同一时期，在中东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美国却主动地促使英法撤军，为保护这一石油富裕地区的稳定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1957年1月，艾森豪威尔表明了美国在中东事务中的立场，强调美国有责任“在任何国家面临共产主义武装侵略时，为其捍卫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提供援助”，这便是之后为人们所熟知的艾森豪威尔主义。他还在论述中提到了美国人在二战结束后为“追求自由”而做出的生命和金钱上的“牺牲”，并强调“绝不会让这些牺牲白白浪费”[19]。但与此同时，认为美国为了维护全球稳定，也为了维持美国作为世界自由捍卫者的形象，而要承担起消除前殖民政权影响的重担，这种主张并不是没有问题的。就在艾森豪威尔的任期即将结束之时，小石城发生种族动乱，美苏僵局又因为苏联发射“伴侣号”而延伸至外太空。美国人需要担忧的问题不再仅仅是中东地区的稳定。

“伴侣号”的发射在美国媒体和政坛都引发了风暴。一些美国人将这一事件与珍珠港事件相比，这显示出在美国的科技与社会优势受到挑战时，美国人会像对待国家安全问题一样严肃。以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为首的民主党人抨击艾森豪威尔，认为他没能保证美国在全球与外太空的优势地位。在某些圈子里，人们贬损却精炼地将白宫称为“那位著名士兵的坟墓”。约翰逊认为：“在冷战这一关键战场上，无法主宰太空就意味着在任何领域都要稍逊一筹。在全世界看来，第一个进入太空的国家就是这个时代的主宰者，第二个进入太空的国家则在任何方面都将位居次席。”毫不意外，约翰逊的观点与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不谋而合。后者遗憾地表示，美国未能“赶在苏联之前完成载人登月计划”，这一成就本来“不仅能奠定西方世界的绝对技术优势，还能建立起巨大的心理优势。月球对于太空旅行和太空战具有战略意义，如果西方世界的联合国能够率先登月、宣誓主权，将能创造更伟大、更持久的价值”。

用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的话来讲，它希望“在全球领导权和外太空科技、军事霸权的竞赛中，追赶并最终超越苏联”。艾森豪威尔终于意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他宣称：“苏联之所以可以成为有史以来最独特的威胁，是因为其无处不在。任何一项人类行为都被其压缩成用以对外扩张的武器。贸易、经济发展、军事力量、艺术、科技、教育，所有的思想……苏联在发动一场彻底的冷战。”[20]他批准发起一项名为“水星计划”的载人航天计划，并建立起一个新的联邦行政机构，负责应对“伴侣号”带来的挑战。1958年，资金短缺的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被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取而代之。同时，国会中也新增了参议院航空航天专门委员会和众议院科技航空委员会两个常设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