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变革中的疆域原子能时代的美国（第9/10页）

对未来的美国总统与美国国民而言，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政治遗产和他在面对苏联太空项目时遭受的所谓失败，都被证明影响深远。1960年，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成为美国首位天主教总统。人们起初视其为一个新的开始，正如肯尼迪本人所描述的，火炬传递到了“新一代”的手上，这一代人“出生在本世纪，既经历了战争的锤炼，也在艰难苦涩的和平中得到了磨炼”。不过，正如肯尼迪所言，年轻的一代人虽然拥有根基深厚的美国革命传统，却是在冷战的背景之下得以形成。在其著名的就职演说中，肯尼迪犹如一位冷血战士，承诺他的国家“为了确保自由的延续和胜利，将不惜代价，不论忍受何种重负、应对何种艰辛、支持何种朋友、反对何种敌人”。[21]然而，肯尼迪的冷战理想却与小说家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观点相去甚远。凯鲁亚克在其著名的自传体小说《在路上》（On the Road，1957年）中驳斥了中产阶级的人云亦云，并认为肯尼迪所说的年轻人能在美国的“古老传统”中提升自我的看法纯属无稽之谈，恰恰相反，这些年轻人根本不明白美国正在走怎样一条下坡路。

由于战争年代的婴儿潮，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出现了青年文化的迅速崛起，但这种文化的影响需要放在当时的背景下才能被理解。尽管美国的总人口在增长，但二战后的出生率却在大幅降低，1955—1975年间，降低了1/3以上。不过，死亡率也在下降，平均寿命比战前更高，由1940年的62.6岁上升至1960年的69.9岁。简而言之，美国的人口已经开始出现老龄化，从统计学意义上讲，这就导致美国青年一代被边缘化，而这与他们的文化地位并不匹配。如果从更宽泛的文化或教育角度来看，他们则是享有特权的一代人。《退伍军人权利法》曾为二战和朝鲜战争退伍军人提供学费与生活费，尽管该法案在1956年被废除，但是美国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势头并没有因此减弱。1940—1970年，美国大学的数量近乎翻倍，入学率几乎达到了之前的3倍，并因此创造出一种对美国、美国国家主义、美国国际身份别有见地的校园文化。

这种文化很大程度上受到20世纪50年代“垮掉的一代”影响，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有凯鲁亚克（生于1922年）、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生于1926年）和威廉·伯勒斯（William S.Burroughs，生于1914年）。他们在毒品的迷雾中反抗物质主义和军国主义，认为这些会毁灭美国人的信仰。自然，他们的回应也被毒品所影响。金斯伯格在他的著名诗歌《嚎叫》（Howl）中写道：“我看见这一代人最杰出的头脑正毁于疯狂/饥肠辘辘赤身裸体歇斯底里/拖着身体走过黎明时分的黑人街巷/寻求狠命的一剂。”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处都是愤怒的年轻人，当然，这一现象并非美国独有，但却在美国产生了特殊的共鸣，因为这个国家在当时的一些公民看来，正是一个自满与堕落、物质富足与道德贫乏共存的国家。

然而，另外一些人眼中的美国却与此恰恰相反。1959年，肯尼迪当选前夕，在莫斯科举行的美国国家博览会中，时任美国副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与赫鲁晓夫即兴进行了著名的“厨房辩论”，尼克松表达了对美国现状的自满，突显了美国经济如何繁荣，人民如何安居乐业。借助略显过头却具有象征意义的现代厨房陈设，尼克松强调了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之于共产主义的优越性，以及经济富足的力量之于意识形态下的经济收缩的优越性。赫鲁晓夫自然对经济力量不屑一顾。美国人却认为这一切理所应当。即便如此，这场辩论仍有很多积极的方面。

在战争结束至1960年这段时间内，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在冷战期间，联邦政府毫不意外地没有削减国防开支。与此同时，在信贷业务与信用卡服务的快速普及的推动下，居民消费支出同步增长。当总是习惯着眼未来的美国人，如今甚至能够先拿到商品后付款。简而言之，战后美国经济发展繁荣的速度之快，堪比20世纪20年代。如果说爵士乐是20年代的主旋律，那么摇滚乐则在60年代唱响了激动人心的声音。“摇滚之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的歌声最初飘扬在唱片中，1956以后，其身影也开始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二战结束时，只有大约16000名美国人拥有电视这样的奢侈品，随着美国城郊家庭数量的增长，到了1953年，他们当中已经有2/3拥有电视。郊区生活还意味着大多数美国家庭都拥有了汽车。汽车给美国，尤其是城市地区带来了空气污染问题，而战后大量民众逃离城市去往郊区，也导致了城市中心区域的没落。对美国而言，人口流动是需要付出代价的。50年代至60年代间，美国人口的流动性非常强。1960年，有超过1/4的人口离开了他们的出生地，去往其他地方居住。因此，当凯鲁亚克寻找美国时，他直接走上了公路，也就并不奇怪了。

肯尼迪在寻找美国时，将目光投向了边疆，也就是他所说的“新边疆”（New Frontier）。他没有将那里描述为“一连串的许诺”，而是描述成“一连串的挑战”。肯尼迪坚称，美国已经经历了“智识与道德的滑坡”，很容易混淆“合法与合理”这两个概念。他承诺会让美国重回正轨，要带领美国来到一个新的边疆，在这个边疆之外，存在着“尚未涉足的科学与太空领域，尚未解决的和平与战争问题，尚未征服的无知与偏见地带，尚无答案的贫困与过剩问题”。他宣布，美国正处于“历史的转折期。我们必须再次证明，这个国家——或任何一个相同建制的国家——能够屹立不倒”。肯尼迪的演讲模仿了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但美国这次面临的挑战不再是南方邦联，而是“一心谋求发展的共产主义体系”。

在最后一点上，肯尼迪只说对了一部分。他当选总统的那年年初，南方爆发了民权抗议。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伯勒的黑人学生决定在当地“只供白人就餐”的伍尔沃斯午餐柜台前坐下用餐，在遭到驱逐时也不愿离开。他们的坚持最终获得了回报。尽管花了5个月，伍尔沃斯连锁店才答应终止午餐柜台上的种族歧视，但这是黑人争取平等之战的又一次胜利，并且其时机也十分重要。

1960年，南方人，至少是南方白人已为南北战争百年纪念做好了准备。就在一个世纪前，南方为了捍卫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主导地位、捍卫奴隶制度而与北方交战。那时候，奴隶制一词被包装在了“州权利”这样令人费解的宪法条文中。而当联邦军队抵达小石城，执行最高法院对“布朗案”的判决时，奴隶制的捍卫者又公然出现。即使面对着20世纪60年代国内越来越多废止种族隔离的声音，这些捍卫者也不会善罢甘休。午餐柜台抗议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年，第一批“自由乘车运动”的参与者前往南方。这些自由乘车者在种族平等委员会的组织下，乘坐巴士深入美国南部，考察在公共交通上取消种族隔离的法案是否得到了落实。自由乘车者在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等地遭到频繁的暴力袭击。在亚拉巴马州安尼斯顿市，他们乘坐的一辆巴士遭到了燃烧弹袭击；在伯明翰，自由乘车者也遭到了三K党的袭击。次年，黑人学生詹姆斯·梅雷迪斯试图进入密西西比大学，一名暴徒挡住了他的去路。正如艾森豪威尔当年一般，肯尼迪也不得不派军队平息暴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