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欧洲病夫（第6/12页）
一九〇七年在为扩大选举权后选出的第一届帝国议会主持的开议仪式时，弗朗茨·约瑟夫恳请议员“把他们对帝国的职责更加放在心上”，把他们各自所属的民族放在其次，但在民族主义时代，这样的呼吁几乎无异于对牛弹琴。[36]由于禁不住奥地利德意志人施压，皇帝已于一八九九年废除巴德尼的开明语言法，而新爆发的德意志人-斯拉夫人暴力活动，一九〇八年十一月迫使皇帝的内阁阁员集体请辞。接着布拉格戒严，该城两万捷克、德意志暴民相互攻击长达两天，在基本上实行族群隔离制的查理大学（Charles University），捷克人大举涌出说捷克语的院系，德意志人大举冲出说德语的院系。三百人丧命，六百人受伤——承平时期骇人的伤亡。[37]接着，在莱巴赫（Laibach，斯洛文尼亚语称卢布尔雅那/Ljubljana）、特罗保（Troppau，捷克语称奥帕瓦/Opava）、维也纳、布隆（Brünn，捷克语称布尔诺/Brno），为教育问题发生类似冲突，愤怒的奥地利斯拉夫民众扯下哈布斯堡旗，高唱俄罗斯、塞尔维亚国歌。维也纳的美国大使馆从国际观点评断这场最新的内部危机，认为那“表明族群情感已在奥地利多个地方走到极端”。奥匈帝国因无力解决丛生的问题而逐渐崩解，皇帝不得不将其最可靠的士兵，波斯尼亚穆斯林，安置在卢布尔雅那之类城镇的街头和广场上，以防德语学校、剧场、社团遭攻击。诚如奥地利小说家罗伯特·穆西尔（Robert Musil）所说，在非德意志人区域，德意志人机构已成为眼中钉，这些城镇“有过去，甚至有张脸，但眼睛和嘴巴不搭，或下巴和头发不搭”。[38]
于是，人尽皆知的奥匈帝国行政系统取代代议机构，负起治理这君主国之责。[39]为吸收人数日增的大学毕业生，国家行政机关广设耗掉不少税收的职位。罗伯特·穆西尔在家乡克拉根福特下船登岸后，参观了“省级总部、中小学校与大学、兵营、法院大楼、监狱、主教府邸、会议室与剧场，并由掌理它们所需的人陪同”。那是个“庞大的帝国行政机器”，主要由“数百年前移植到斯拉夫土地上的德意志自治市镇居民构成”，而这些移居者在这君主国各处兴旺滋长。[40]这一赞助的开销——每年花在行政官员上有二十亿克朗，大约是这位皇帝的军事支出的五倍——彻底压垮国家预算，一九一三年光是哈布斯堡文职机关就耗去超过四分之一的国家总税收。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弗朗茨·约瑟夫的陆军部长在向奥匈两代表团讲话时透露，光是匈牙利一地（不断抗议哈布斯堡陆军规模过大之地），就雇用了三十二万名公务员，换句话说匈牙利的行政官员人数，比整个奥匈帝国陆军的士兵还要多。[41]即将降临的全民战争将需要有效的民众治理，而奥匈帝国本身的条件无法应付这一挑战。一九一四年总绾奥地利兵符的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将军，在战前痛批奥匈帝国“备忘录、许可条、公章、请愿书、议事录、报告”的自挖墙脚文化。[42]地位、头衔、级别、形式始终被看得比效率还重要，导致这一帝国乱无章法、屡屡出错，而在平时这危害就颇大，战时则会毁掉国家。
哈布斯堡王朝希望其陆军的运作会比行政系统更有效率，并消弭帝国里日益严重的民族差异，结果却事与愿违。在这个原本自豪于其“超民族性”的包容和活力的军队里，懂得多种语言之人，例如一九〇六年出任参谋总长、能讲奥匈帝国十五种语言中之七种的康拉德，乃是异数，而非常态。在匈牙利，马扎尔语之外的语言遭禁。在奥地利，外国武官注意到，多民族理想实际上很少实现；理论上，举斯洛文尼亚团为例，团里的士兵彼此交谈会用斯洛文尼亚语，但长官指挥他们时用德语。因此，士兵学会几十个德语短语，但在这样的团里，军官被认为该说流利的斯洛文尼亚语，以便说明复杂事物，与其士兵打成一片。事实上，德意志籍军官占大多数的军官团，会极度倚赖《军用斯洛文尼亚语手册》（Military Solvenian：A Handbook）之类的速查卡，里面有“闭嘴”、“除非找你谈否则别开口”、“在我办公室等我”、“马厩里不准抽烟”、“还是不懂？”之类的实用短语。团军官得懂他们部下的语言，或至少得懂这些实用的短语，但参谋不必。这导致演习时出现可笑场景（战时就没那么好笑）：参谋快马驰抵前线部队，用德语厉声质问（“敌人在哪里，兵力如何？”），前线部队一脸茫然地盯着参谋。[43]
对一个建立在地区合作、族群合作理念上的帝国来说，这些语言争议表明情势非常不妙。大部分奥匈军官除了懂德语，其实只懂本族语言（陆军本身的统计数据显示，不到一成军官会讲斯洛文尼亚、乌克兰或罗马尼亚之类语言），因而把他们说成是他们的鲁里坦尼亚（Ruritania）世界的热情积极公民，乃是种迷思。无法精通如此多种重要语言，令军官苦恼，同样令军官苦恼的，是败坏士气的政治作为。例如，根据未成文规定，共同军里的匈牙利籍军官，对其他语言的掌握可以不必到流利的程度，因为皇帝急欲取得马扎尔人的“输诚效忠”。这使未能免除这要求且痛恨得利用闲暇时苦记捷克语或波兰语语法或乌克兰字母的奥地利军官怒不可遏。[44]捷克人在陆军军官里所占比例甚高，但很少出将领；他们也常因彼此用捷克语交谈，乃至在咖啡馆里用捷克语对女士讲话，会被上级叱责。这种会以用捷克语写明信片为由惩罚军官的军队，显然已失去该军队过去所一贯拥有的超民族性活力。[45]
语言只是哈布斯堡军队所面临的诸多难题之一。决意遏制维也纳独大的匈牙利，使帝国陆军自一八六七年起一直维持如此小的规模，从而使军官对士兵的比例高得离谱。一九一三年时三十三万五千人的陆军有两万名军官，军官对士兵的比例高居诸大国之冠，而且这些军官的素质在变。首先他们逐渐老化，也就是说有一些已显老态的指挥官和一个由享有丰厚退休金的退役人员组成而吃掉大量现役陆军经费的庞大组织。哈布斯堡陆军把那些过度膨胀的退役人员团体称作pensionopolis。[46]例如，一九一〇年，有三十三名现役三星将领，更有人数是这三倍的退役三星将领。两星将领的情况同样糟：九十一名现役，三百一十一名退役。就一星将领来说，退役是现役的四倍之多。
剩下的真正现役军官，诚如莫里茨·冯·奥芬贝格（Moritz von Auffenberg）将军在一九一〇年谈奥匈军官团的报告所表明的，情况同样令人惊愕。至一八六六年为止，奥匈陆军的最高阶军官均由贵族充任，下层军官则均由乡绅和靠己力翻身的有钱农民子弟——奥芬贝格所谓的“保守、冷静、安稳的上流社会人士”——充任。这些人是能把一排排农民出身的步兵团结在一块，并让他们心甘情愿忍受艰苦行军、接受死伤的那类人。但二十世纪的新军官，已跟着社会其他行业一起变动。奥芬贝格发现，贵族已“几乎完全不投身军旅”，且乡绅和有钱农民子弟所占比例也在衰退（据奥芬贝格估算，降到四成或更低）。这时，大部分军官是“铁路职员、旅店老板、店员、基层小官员、老师、商店老板”出身。他们缺乏旧式军官的“吃苦耐劳、勇气、冲劲”，当旧式军官统领大部分是农民出身的军队时，好似天生就属于那军队。但这时，陆军里有农村出身的兵，也有城里来的兵，把他们交给庶民军官带领，庶民军官很容易受到正撕裂君主国的民族主义政治主张的影响，且不大挺得住敌人的猛攻。即便有八成军官和过半数的士官是德意志人，但也不利于军队战斗力，因为这些德国军士官普遍才能平庸，面对军中人尽皆知的低薪和升迁缓慢，甘之如饴。狄俄尼索斯·加布伦茨（Dionysus Gablenz），一八六六年普奥战争时唯一从普鲁士人手里拿下一场胜仗的那位奥地利将军之子，一九一四年，六十岁时官拜少校，仍在特莱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捷克语称泰雷津/Terezin）的要塞行政当局服役（如果那叫作服役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