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犯错与愚蠢之间（第5/8页）

对政局不满的奥匈帝国士兵，恐怕会是欧洲最不可能为国牺牲性命的士兵之一，但康拉德不以为意。更糟的，他从未催促德国人告知其作战计划细节，他也从未把自己的作战计划详情告诉德国人。两国陆军只是粗略交代各自的战略目标（击败法、英、俄和征服巴尔干半岛），却未在如何达成那些目标上达成一致见解。双方都太想保住自己行动上的独立自主，因而只达成以下共识：奥地利人会在俄罗斯完全动员之前猛攻俄国，德国人会将数量未定的兵力部署于东边，以为奥地利人将兵力调到东部战线争取时间。

康拉德知道届时他需要时间，因为他打算于进兵俄国途中灭掉塞尔维亚，一个他未告知德国人的计划。康拉德推断，从波斯尼亚与南匈牙利突然奔出的二十个奥匈帝国师，就足以击溃塞尔维亚人。他一味认定，直到他攻破贝尔格莱德，把目光转向东边为止，剩下的奥匈帝国陆军和兵力未定的一支德国陆军，都会在波兰、加利西亚守住战线。这一刻意的含糊，将带给奥地利人灾难。即使在平时，俄国陆军都拥兵一百五十万，那么在战时动员后，会壮大到六百万或更多。奥地利平时有四十万现役军人，战时最多扩增为两百万，且都装备不良，若碰上俄罗斯大军如洪水般袭来，只会灭顶。[43]

埃伦塔尔始终认定，若奥地利在巴尔干采取强势政策，将吓阻俄罗斯，镇住贝尔格莱德，使奥匈帝国的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斯洛文尼亚人不再鼓吹建立南斯拉夫王国。结果情势发展与此背道而驰：塞尔维亚报界激愤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遭吞并，每天痛批哈布斯堡王朝，塞尔维亚政府则鼓励组织爱国会社，例如在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有二百二十个分部的民族自卫社（Narodna Odbrana）。[44]一九〇九年，埃伦塔尔的外交部向五十三名克罗地亚人提出诉讼，指控他们与贝尔格莱德往来，阴谋叛国。诉讼案的主要证人是奥地利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弗里德永（Heinrich Friedjung），这一轰动一时的审判因此被称作“弗里德永审判”（Friedjung Trial）。弗里德永、埃伦塔尔和后来的康拉德三人，在这场审判中被确证为叛国证据的那些文件，后来查明是埃伦塔尔的外交部所伪造。这一令人难堪的大挫败，让人窥见已开始席卷这个多瑙河君主国的恐慌。卡尔·克劳斯的讽刺性报纸《火炬》（Die Fackel），以怀疑口吻愤愤说道：“一言以蔽之，奥地利历史就是如此，发生了那么多事，却其实什么都没发生。”这场审判是个“地震，但没有叶子从树上震落”；它代表了“犯错与愚蠢之间的搏斗”。埃伦塔尔的所作所为“不是制定政策，而是破坏政策”。弗里德永的角色很可悲：“他操着一口最漂亮的城堡剧院（译按：奥地利国家剧院）式的德语，圆润洪亮，抑扬有致；他讲话的口吻像是奥托卡尔（Ottokar）——‘这个奥地利是个好地方’。”克劳斯提到在维也纳葡萄酒馆里演奏的欢乐音乐，推断“葡萄酒馆音乐骗不了世人，世人还是会了解这场审判的真正含义”。[45]

埃伦塔尔有一更大策略来强化其在巴尔干的前进政策，“弗里德永审判”则是这一更大策略的一环，但塞尔维亚人不接受这一策略。一九一〇年六月，有名塞尔维亚籍刺客朝哈布斯堡王朝的波斯尼亚省长开枪，未击中。一群塞尔维亚陆军军官，以化名阿皮斯（Apis）的德拉古廷·迪米特里耶维奇（Dragutin Dimitrijevic）为核心，组织了名叫“不统一毋宁死”（Union or Death）的秘密会社，以更利于实现他们的目标。这个以“黑手会”（Crna Ruka）更为人所知的秘密会社，呼吁巴尔干半岛上的所有塞尔维亚人，包括生活在奥匈帝国境内的塞尔维亚人，集合起来。[46]阿皮斯于一九〇三年时主导杀害塞尔维亚奥布廉诺维奇王朝的末代国王，这时则鼓吹对奥地利人展开“革命性行动，而非文化性行动”。事实表明，他是维也纳不能等闲视之的威胁。

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前景更为黯淡。皇帝已同意让被并吞的居民成立议会，东正教塞尔维亚人、穆斯林波斯尼亚人、天主教克罗地亚人，均得根据本身族群在各省里的相对数量，选出代表参与。皇帝承诺议会将是实际人口组成（四成三塞尔维亚人、三成五波斯尼亚人、两成二克罗地亚人）的“真实翻版”，但不久就食言。不足为奇地，这议会转而与奥地利作对，塞尔维亚人的民心转向塞尔维亚，波斯尼亚人转向青年土耳其党，于是维也纳搬出不公正的选区重划办法（以使塞尔维亚籍选民无法左右选举结果），并有计划地广建教堂以拉拢天主教徒。一八七八年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只有一座罗马天主教堂，三十年后有一百七十九座，还有数十座新隐修院、女隐修院、学校。波赫境内诸省的塞尔维亚族青年与穆斯林青年，被调去哈布斯堡君主国偏远地区的陆军部队服役，比例超乎他们所属族群在人口中的比例。哈布斯堡王朝把这称作“去民族化”。[47]但除非将民族主义连根拔除，否则奥地利人无法使它俯首称臣。奥斯卡·波蒂奥雷克将军自一九一一年以来在萨拉热窝执掌第十五军并接任波斯尼亚军事行政长官时，也抱着和康拉德一样的看法，即认为只有向塞尔维亚开战并将它击败，才能减缓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在奥匈帝国境内的扩张。[48]

奥地利并吞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意在加固哈布斯堡君主国，但奥地利在巴尔干的地位还是每下愈况，这令康拉德大为沮丧。埃伦塔尔的“大胆出招”，随着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内部崩溃，看来越来越像是一场徒劳。在这同时，塞尔维亚和其诸盟友声势日壮。一九〇九年俄国派激烈反奥的官员出任驻贝尔格莱德大使，然后俄国沙皇赴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以及俄意同意就巴尔干半岛日后的任何变动商议），使康拉德相信哈布斯堡君主国得趁其诸多敌人尚未联合起来反奥之时将它们各个击破。施里芬（与康拉德）作战计划所依据的那些乐观的前提，正一个个瓦解。法国出资建造的铁路将使俄国在几星期内，而非几个月内，就陈兵于奥地利边界。由于奥地利农民党成员和实业家为与塞尔维亚缔结通商条约之事意见不合，最后虽然取得一致意见，却只是使奥地利与贝尔格莱德的贸易关系陷入两败俱伤的乱局。二十世纪初期，奥匈帝国政府受议会阻挠，不得不以提高猪、牛、李子、小麦、大麦、玉米的关税来平息奥匈地主的不满，“猪战争”一场接一场爆发，而提高这方面的关税，实质上切断了奥匈政府与塞尔维亚国最有可为的联结。[49]一九〇六年前，自奥地利的进口额，通常占贝尔格莱德总进口额的六成，一战前夕降到两成四。美国驻维也纳大使很惊讶奥地利人竟错过“分化塞尔维亚的保守商界人士与激进好战团体”的机会。英国大使馆同样觉得不可思议：奥地利人未“透过互蒙其利的贸易拔除塞尔维亚对其的危害”，反倒“使塞尔维亚人对其心生敌意，同时未想办法解决他们潜在的分歧”。[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