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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的一天，拉斯金在《纽约时报》上有了五篇头版的报道，其中没有一篇署有他的名字。1939年，拉斯金有一篇报道深受牛栏的雷蒙特·麦考欣赏，麦考走到城市组问这是谁写的。

有人回答说：“阿贝·拉斯金。”

“写上作者名字，”麦考说，接着考虑了一下又问，“阿贝中间名的首字母是什么？”

“H。”

“好吧，”麦考说，“就署上A.H.拉斯金。”

麦考说的是“署上A.H.拉斯金”，不是“署上亚伯拉罕·拉斯金”或者“亚伯拉罕·H.拉斯金”，这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它提出了一个不会在《纽约时报》的编辑部里引起争议的问题。30年代在一些犹太记者中都有一种感觉，也就是说奥克斯和苏兹贝格是敏感的人，不想让《纽约时报》在公众面前表现出“太犹太化”，于是编辑们就倾向以首字母来署名报道，取代亚伯拉罕这样的全称。尽管记者们并不赞成这一点，但他们愿意遵循。如果有记者向编辑提出这个问题，这个记者就像是忘恩负义的妄想狂，完全无视了《纽约时报》反对任何歧视的政策，而且回避了也有基督教记者使用首字母署名的事实，这种情况在这些日子里是习以为常的。此外，提出这种无关紧要的犹太人的问题，也会使一个记者与一些怪人和特殊利益集团成了同类。因为有些怪人曾无休止地为难《纽约时报》，怀疑它的纯洁性。那些特殊利益集团从30年代到60年代不停地指责《纽约时报》是华尔街的工具，是亲英国的，亲德国的，反劳工的，亲共产党人的，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是美国国务院的卫道士，不一而足。

事实上，有一个例子能用来对《纽约时报》进行这样的指责，但这是一个脆弱的例子，因为也能很容易地——但不是永远地——用相反的证据来抵消它。《纽约时报》在新闻报道方面原则上力图客观，但现实中它不可能永远是客观的。它是由人，是由有缺陷的人来管理的，这些人以他们能够看到的或者有时是愿意看到的那样来看待事物。他们根据当时受到的压力来诠释原则，希望能够平衡这两者。这就是所有故事中最古老的故事。在理想情况下，《纽约时报》在它的新闻栏目里不打算表达任何意见，把意见限制在社论版上。现实地看，这是不可能的。编辑的意见和口味每一天都在新闻里表现出来——是他们决定某篇报道的篇幅，给某篇报道安排位置或者准备标题，甚至不发表这种报道，或者只印一次，或者加重口气，或者压制几天，然后在厚厚的星期天版的后面印出来，放在烧烤架广告和巴克拉克[注：巴克拉克（Bachrach），美国著名时装品牌。]刚刚登场的漂亮姑娘的照片之间。记者的自我也是新闻报道的一个因素——他写他擅长写的东西，他写他理解的东西，来反映他一生的经验，及其自豪和偏见的影子。他写作有时是为了取悦于编辑，有时是让人注意他自己的风格，还有时是希望他能在《纽约时报》上署名，证明他这一天还活着，这一天活在《纽约时报》，以及其所有以后的缩微胶卷上。

《纽约时报》是人的组织，庞大而脆弱。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它也是庞大而脆弱的。每一个工作日在时报大楼里都要做出几百个决定。每一个决定，如果挑出来的话，都能导致误解——误解也是新闻报道本身内在的问题。但同样真实的是，《纽约时报》永远力图做到公正，有时没有理由或设计，事情就在《纽约时报》上发生了。在这些行动背后没有什么恶棍似的编辑，没有任何虚夸的行为。事情恰恰就发生了。或者发生的是一个人的非官方行动的结果，例如尼尔·麦克尼尔把新闻电头从巴黎改为伦敦的事。或者它也许是雷蒙特·麦考没有进一步的思考就说“署上A.H.拉斯金”，就像几年后《纽约时报》的其他编辑会把一个电影批评家阿贝·韦勒的名字署为“A.H.韦勒”一样，把一个驻外记者的名字阿贝·罗森塔尔署为“A.M.罗森塔尔”一样。自奥克斯的报纸成为美国社会秩序的《圣经》以来，没有一个犹太人被提拔到主编的位置，即使这家报纸的犹太人编辑在数量上超过了其他民族和宗教集团，这也许纯粹是巧合。《纽约时报》的一些人把这些事情解释为纯粹的巧合，但拿不出任何例证。没有什么事情是能够证明的。有的只是《纽约时报》内部在许多事情上明显缺乏政策，从而导致关于这家报纸的不真实的假定，使得它的一些人服从并不存在的规矩，导致它的其他较少受约束的人，自行其是。尽管有表面的几百条、几千条的规矩要遵守，但在这个机构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纽约时报》的每一代人都要服从上层人士对规则和价值变化的解释。30年代的《纽约时报》是一家转变中的报纸，有一种暧昧的气氛。

有时似乎是奥克斯从他的坟墓里管理着这家报纸，也有时报纸似乎是被阿瑟·海斯·苏兹贝格还有他的妻子伊菲吉妮所操纵。伟大的范安达1937年就退休了，开始致力于天文学和宇宙起源学研究。他生活在曼哈顿或乡下，夜里用他的望远镜观察天空，思忖“行星的来源”。但他的影响在新闻编辑部里仍然是强大的，他的两个来自文字编辑组的信徒现在已经升进了牛栏，这就是麦考和麦克尼尔。报社的工作人员迅速扩大，有了更多的助理编辑、专家、批评家。1928年作为记者加入《纽约时报》的博斯利·克劳瑟，曾在过于拥挤的新闻编辑室里和汉森·鲍德温共用一个办公桌，后来在1937年搬进了电影部。来自新英格兰的穿着漂亮的绅士布鲁克斯·阿特金森，是一位学者和鸟类爱好者，他有一辆柠檬色的跑车，周末时就开得飞快，他现在是戏剧批评家。看起来郁郁寡欢的奥林·唐斯，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打字者，是音乐批评家。宗教新闻编辑是一位清教徒的女人，名字叫作蕾切尔·麦克道尔，在办公室里被叫作“女主教”。科学部的一位记者是威廉·L.劳伦斯，一个温和的头发粗厚而蓬松的小个子，他是该报关于原子能的专家，并且是新闻界里唯一目睹长崎毁灭的人。《纽约时报》的船运新闻编辑是一位英国老海轮船长，沃尔特·“船长”·威廉斯，一位律师的儿子。他没有子承父业，而是跑到海上，在尼罗河上当了一名船员，又当了奥里诺科河上的一个赏金猎手，后来当了中美洲的一个避雷针安装工，又成了挖掘巴拿马运河时期的一位工头，最后是为赫斯特集团[注：赫斯特集团（Hearst Corporation），总部位于纽约的美国出版巨头，创始人是报业大亨威廉·赫斯特（William Hearst，1863—1951）。该集团拥有《时尚》（Cosmopolitan）、《时尚先生》（Esquire）、《时尚芭莎》（Harper’s Bazaar）、《世界时装之苑》（ELLE）等众多有影响力的杂志。]工作的记者。1905年经一位认识奥克斯的英国名人的介绍，威廉斯进入《纽约时报》，稳定下来，但偶尔地他又因他的想象力而走入歧途。他报道了毛里塔尼亚号上有人在舰桥看到加勒比海上有一条巨大的海蛇。这个故事很快受到了几家报纸的怀疑，但威廉斯先生坚信它是真实的，是从该船的航海日志里摘录下来的，并由该船的大副为这个怪物画了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