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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日子里《纽约时报》的体育记者像“船长”威廉斯一样，是一个爱漂泊的个人主义者，这种人今天在《纽约时报》报社里很少见到，但在当时并不少见。他的名字叫伯纳德·威廉·圣丹尼斯·汤姆森，是一个英俊的人，身上经常适度地散发出一种香水味。他在办公室里被叫作汤姆森“上校”，但他在军队里从未得到比上尉更高的军衔，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法国当驮畜队长时得到的。他出生于加拿大，后来热衷于赌博，他在蒙特卡洛破产了两次。像他的父亲一样，他最终落脚于新闻界，在他担任《纽约时报》体育记者的21年当中，他把他的职员队伍从六个人发展到50人。他听从奥克斯的话，坚持认为《纽约时报》应该比其他报纸刊登更多的比赛分数。如果他的职员偶尔忽略南方黑人小学院之间的比赛分数，他便感到恼火。他大大扩展了一些对时髦的小项目的新闻报道，如网球、航海和划船，特别是划船。他喜爱这种运动，这是他唯一掌握娴熟的运动，因此《纽约时报》对波基普西市和泰晤士河划船比赛和其他划船事件给予了认真对待，形成了直到现在汤姆森“上校”去世几十年后仍坚持的政策。

1937年《纽约时报》更为有主见的编辑当中当然包括星期天版部的莱斯特·马克尔，以及华盛顿的阿瑟·克罗克，以及克罗克的一位雄心勃勃的手下，特纳·卡特利奇。詹姆斯·赖斯顿1937年仍然在美联社伦敦分社工作，报道夏天的体育活动，冬天外交部的活动，在那一年汤姆·威克还是一个十岁的小男孩，最近和父母、姐姐一起从北卡罗来纳州的哈姆莱特乘坐一辆夜班火车第一次来到华盛顿，这是一次令人激动的经历，很多年之后当他接替了赖斯顿之后他还清晰地记得。他记得在耀眼的阳光之中从联合车站走向国会大厦的那段路，记得国会大厦的穹顶在天空当中划出的轮廓，这是他所见过的最美丽的景色，记得他和家人住的那间拥挤的房子，从门前经过的电车，他的母亲当时是怎样在林肯纪念像之前哭泣，以及联邦铸币局的印刷机印刷钞票时所呈现的不可思议的景象，还有海军乐队在罗斯福宣誓成为总统的地点演奏的乐曲；威克还记得一天晚上他在西方餐厅吃晚餐的情景，人们说这是一家华盛顿的知名人士经常光顾的饭店，很多年后，当威克自己成了名人，他有时会在西方餐厅吃饭，这家餐厅在60年代就像它在30年代一样拥挤和吵闹，而他会好奇第一次来这里的那一晚他和姐姐、父母坐在哪张桌子前——“那两个睁大了眼睛的孩子，我的父亲，母亲，当时为了这次旅行的完整，花了超出他们支付能力的钱在这里吃饭。如果我认为我们坐在一个糟糕的、偏远的餐位，我就再也不会来了。”

克利夫顿·丹尼尔1937年到《纽约时报》求职未果，穿城而过去了美联社。他有一个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朋友在那里工作，当加工改写员。丹尼尔在美联社受到的接待比其他地方更热诚，在他这天下午离开之前，美联社给他提供了一个每周50美元的工作。他马上接受了，回到北卡罗来纳整理完行装，他卖掉了汽车，然后回到纽约。他在格拉梅西公园和另一位记者租了一间公寓，并且在美联社的办公桌上一直工作到半夜。工作之余，他考察了这个城市，去了大多数年轻人在初到纽约的日子里都会光顾的地方，但后来没有再去，试图以当时微薄的工资和日后不再有的旺盛精力做更多的事情。他经常参加社交聚会。他约会的姑娘主要是和报界或北卡罗来纳州有联系的人。在这些日子里他熟悉的人之一是小说家托马斯·沃尔夫。丹尼尔几个人有时会和沃尔夫一起到曼哈顿中城的小酒馆里通宵达旦地喝酒，然后沿着百老汇大道散步，听听这位高高在上的小说家就上千个主题侃侃而谈。丹尼尔总是认真去倾听，他知道托马斯·沃尔夫是在谈论他写的东西。尽管算不上一个亲密朋友，但丹尼尔认为他在这段时间非常了解沃尔夫。可是后来有天晚上在一家餐馆里，和沃尔夫坐在一张桌子上，丹尼尔从谈话的口气上得知，沃尔夫根本回忆不起他以前见过丹尼尔。沃尔夫当时喝醉了，那年晚些时候就去世了。

1939年，丹尼尔调到了美联社的华盛顿分社，碰到了他后来会经常碰到的记者，包括特纳·卡特利奇。1940年11月，在28岁时，克利夫顿·丹尼尔波浪式的黑头发已经开始变成灰色了。一次他乘船去瑞士，船上的乘客中有位杰西夫人，一个非常漂亮的蓝眼睛的金发女郎。她已经嫁给了泽西的厄尔，在此之前还嫁给过芝加哥的一位律师和加里·格兰特。她后来在战后又改嫁给皇家空军的一位波兰人飞行员，但在伦敦战争期间——在轮船上碰到丹尼尔大约一年后——她和丹尼尔交往过密，以致他们的朋友都认为他们在某一天会结婚。他们低估了丹尼尔的抵抗力。他迷恋着她，这是无可怀疑的，但他也对当时整个富有诱惑力的环境所着迷。他第一次承担驻外任务是很激动的，战争的报道，陌生土地上的新形势，在1940年冬天的这个日子里所有这一切都顺利地开始了。杰西夫人是伊利诺伊州卡西奇的一个母姓弗吉尼亚·彻里尔的已婚女人，一度曾是查理·卓别林的《城市之光》的首席女演员。丹尼尔和杰西夫人在码头罢工期间乘坐一艘轮船从纽约出发了，垃圾沿着码头堆得高高的，香槟酒流在甲板上，微笑的人群高喊着再见；疲倦的移民乘坐另一条船从欧洲来到美国，为登上美国土地，摆脱了纳粹分子而感到欣喜；间谍和走私者沿着码头在人群中走动，其中某个人甚至会找个理由和丹尼尔接近一下。

在丹尼尔到达瑞士并在伯尔尼的美联社分社定居下来后不久，他开始收到杰西夫人的信件，九个月后他调到了伦敦，又见到了她。他先和沃尔特·克朗凯特，然后和合众社的人飞到布里斯托尔，最后来到了伦敦。在伦敦机场丹尼尔惊奇地看到一位快乐的伦敦小姑娘拦住他，强夺过他的行李，这是他见到的第一位女搬运工。天色已暗，他在穿越这座城市时实际上只看到了海德公园的拱门。他穿过几道门进入了萨沃伊饭店，后来又在附近一个安静的餐馆吃了一顿他再未吃过的丰盛的晚餐。

当时，一名美国记者，又是个单身汉，在伦敦是最受欢迎的外来者。一个英俊的、有魅力的美国记者通过他在美国大使馆里的关系很容易地进入伦敦的社交界，这里麇集着迷人的女人，但缺少单身的男人。当时英国的社会状况是很微妙的，战争正在使一切事情都颠倒了——全国各地的暴发户企业家突然成了对战争至关重要的人物，许多老牌的贵族子弟都进了英国的陆军或海军。伦敦社会充满了一种自由社交的气氛，有着某种非常痛快的轻率。但丹尼尔在交友上一直是小心谨慎的，他和杰西夫人尽量得体地过着他们的生活。当时她为红十字会工作很努力，在晚上她在家里以不铺张招摇的方式举办沙龙，召来一群活跃的人，有新闻界人士、演员、皇家空军飞行员，不过他们只是谈话、喝酒或者品茶。杰西夫人非常聪明，消息灵通，衣服适度考究，有光滑的金发和一种德莱斯顿瓷偶般的面孔，长着丘比特小弓似的小嘴和完美的身材，不乏卓越的机智，不时发出轻快有节奏的、音乐般的笑声。她当时是伦敦的一位非常理想的女人，丹尼尔曾多次由她作陪。但显然他没有因此而忘了他的首要目的，他的工作。丹尼尔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比他表面看来有更大的野心。他知道，如果他想在美联社的伦敦分社出人头地，他就必须付出相当大的努力，因为美联社有许多有才能的年轻人。其中有德鲁·米德尔顿、格拉德温·希尔和威廉·怀特，这些人都走上了詹姆斯·赖斯顿的道路，他们将被《纽约时报》挖走。赖斯顿当时已经退出美联社去了《纽约时报》。克利夫顿为美联社努力工作。到1944年，他也引起了《纽约时报》的注意，这年冬天他接受了《纽约时报》为他提供的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