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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乔治1901年搬到费城,接受他哥哥为他提供的职位,管理阿道夫在该城新买下的一家报纸时,乔治逐渐开始意识到作为一个犹太人更完全的意义。费城更严密设防的社会在种族歧视上并不轻微,尽管乔治一般不挑起争端,但也惊恐万状。他认为挑起争论只会进一步加剧不愉快的局面,犹太人在某种程度上要对这种种族偏见负有责任。如果犹太人少一点在美国建立自己的学校和大学的欲望,不再首先把自己当作犹太人,犹太人和其他美国人之间的隔阂就会减少。他承认,犹太人完全整合进美国社会制度要用几年甚至几十年时间。在美国出生的第一代犹太人,也许还有第二代,不会取得百分之百的美国人地位。但如果他们保持耐心并且树立起作为杰出、忠诚公民的榜样,那么第三代和第四代无疑就会得到承认——虽然在宗教信仰上不同于他们的美国同胞,但会是典型的和完全的美国人。无论如何这是他希望发生的,在他的后半生他试图这样生活,认为这会促进他的事业,有益于他的两个儿子的未来。

乔治的两个儿子像他的妻子一样,都是在费城出生和长大的。他的妻子是一个商人和银行家的女儿,她的家庭在近75年来一直是费城的居民。乔治的第一个儿子小乔治,1909年出生。他上了普林斯顿和牛津大学,成了出色的学院辩论家。他为各个报纸工作,写游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了炮兵军官,后来用了五年时间为中央情报局工作。1965年他55岁时,在佛蒙特州的一次车祸中丧生。

第二个儿子约翰出生于1913年。大约一周后,由于分娩时的并发症,他的母亲去世了。此后乔治的儿子都是在他的未婚姐姐南尼的帮助下长大的。南尼·奥克斯是朱利叶斯和伯莎的三个女儿中最大的,比乔治年长一岁,比阿道夫小两岁。她上过弗吉尼亚州布里斯托尔的一家女子学院,但她母亲生病后,她被叫回家帮助料理家务。南尼曾得到过别人求婚,但从未结婚,特别是阿道夫也没有鼓励她去结婚,因为他对求婚者抱有批评的眼光。南尼的确一直在家里,这是直到她母亲去世时她一直待的地方。她的母亲1909年在纽约拜访阿道夫时去世了,享年75岁。

南尼当时48岁,此后五年她到欧洲生活和旅行。由于她弟弟的妻子去世,她回到费城和乔治住在一起。孩子们敬爱南尼,他们长大后,开始赞扬她敏锐的头脑和她的社会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在30年代初期使她成了新政的一个热情支持者,敢于抵制在奥克斯王朝大家庭聚会时她碰到的所有反对意见,特别是来自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和他的妻子伊菲吉妮的反对意见。这两个人都不能容忍罗斯福,而且伊菲吉妮绝对不宽容埃莉诺·罗斯福,容不得她的声音。但南尼讲自己的观点总是有说服力的。多年后约翰·奥凯斯认为自己之所以在政治上成了自由的民主党人,至少一部分起源于他的姑姑南尼。单是提到她的名字,他正经的性格就会温和起来。当然,对他的一生起支配性影响的还是他的父亲乔治。

现在多数儿子都早已不对他们的父亲抱有什么幻想了,但约翰·奥凯斯依然坚信他的父亲是一个少有的正直杰出的人,一个肯定具有比阿道夫更高智慧的人。这话显然不是出于对阿道夫的怨恨。约翰总是称赞他父亲的直率,敢做敢说他想的事情,不管后果多么不招人喜欢和使人尴尬。约翰不厌其烦地讲述一个个能反映出他父亲是一个独立的、大胆的、不妥协的思想家的故事。他记得,费城一家非常庞大的抱有敌意的广告客户代表团有一次去造访他父亲在《费城公报》(Philadelphia Public Ledger)的办公室,抗议乔治·奥克斯曾给予一个共和党改革候选人的支持,反对民主党的组织。他们暗示,如果乔治继续奉行这一政策,将会使该报在广告收益上付出沉重的代价。但乔治不顾他们的反对,在市长竞争中更加支持这位改革候选人。这个候选人最终获胜了,出于感激,问乔治是否希望推荐哪个人到新闻管理部门担任政治职务,但乔治拒绝了这个好意。他不祈求任何恩惠,也不提名任何人。乔治告诉这位市长,他只希望他能有效地、诚实地管理这个城市。在这位市长的整个任期里,乔治从未去过他的办公室,极力避免跟他谈话。

约翰·奥凯斯对树木、河流和群山的保护,对土地开发商野心的反对,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他父亲激发起来的。他父亲是一个热爱自然公园的人和徒步旅行爱好者,但约翰·奥凯斯比起他的父亲来是一个更有激情的保守主义者。事实上,奥凯斯可能是自乔伊斯·基尔默[注:乔伊斯·基尔默(Joyce Kilmer,1886—1918),美国作家、诗人,以短诗《树》闻名。]以来《纽约时报》的一个对树木最有强烈感情的人。基尔默是个诗人,1918年去世时在美国军队服务,是从《纽约时报》的星期天版部去军队的。自奥凯斯成了《纽约时报》有影响的人物以来,在社论版上定期地热烈讨论变化的季节,还有一个主要议题是大自然反对人的贪婪的无止境的斗争。在这些问题上,奥凯斯经常和那些有权力、有财富、自以为是(这些品行在约翰·奥凯斯身上不是没有)的人意见相左,奥凯斯看重的恰恰是他和世界之间的这种谨慎的平衡,是一种自省。他有时在人们身上看到了他批评的东西,无疑加剧了他的敏感和追求高尚灵魂的习惯。他似乎一直处在一种自我检查的状态中,过分讲究他写作的用词,为了一个想法而苦苦思索,既担心自己的批评太严厉,又怕它不够严厉,小心避免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一种个人的动机促使他去做他正做的、已经做的或将要做的事情。因此他也许不会发表有关他曾经上过的学校、参加的组织的社论;有时他还会批评那些他参与其中的事情,这时他不会避讳自己与这些事情的联系,因为这一举动处于意料之中,而他不想变得容易捉摸。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学生编辑时,他批评学校的社团体系,但他同时也是一个社团的成员;作为一名《纽约时报》编辑,他理应支持民权运动,私下里他又对华盛顿大都会俱乐部以及其他类似组织的一些种族政策感到反感,但他没有加入那些在60年代初期退出该俱乐部并引起舆论一片哗然的有头有脸的人物的行列:奥凯斯几年之后悄悄地退出了该组织,并不公开讨论退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