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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在最使她烦恼的是一种支配着《纽约时报》的倾向：缺乏方向性。报社规模越来越大，机构越来越臃肿，也越来越有钱，但它好像已失去了它的某些使命感。一想到这一点，她心情就十分沉重。有一天她向儿子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不能轻易地很快找到答案。她问道：“我们在往何处去呢？”

庞奇·苏兹贝格用这一年的其余时间来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他的答案在自己编的文件库中，他把它们当成他的自我教育的一部分，他不会向外界公开的。1968年冬，他给母亲送了第一份文件，后来直到进入1969年他仍继续整理其他文件。但在格林菲尔德辞职后的几个月里，苏兹贝格决心必须立刻做出一个令人痛心的决定。新闻部的管理领导权在最近的华盛顿与纽约的对抗中被瓦解了，苏兹贝格感到不得不替换他的老朋友和顾问特纳·卡特利奇。卡特利奇是《纽约时报》社的大人物，在1951年他接管了这个经营不善、乱七八糟的部门并对其进行了调整，但现在他67岁了，他的精力已非当年可比。2月纷争留下的伤疤还没愈合，如果这个机构这样继续下去，全体人员的士气会进一步低落。似乎新闻编辑部里没人知道谁是老板，甚至连高级编辑也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做决定。伊菲吉妮告诉儿子，奥克斯50年前遇到过类似问题，但奥克斯从来不会让个人喜好妨碍报社的发展。《纽约时报》是第一位的，现在卡特利奇应该由一个有能力统一报社的人来接替，这样或许可以恢复以往的奥克斯精神。《纽约时报》只有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就是詹姆斯·赖斯顿。

58岁的赖斯顿来《纽约时报》社已近30年了，他的水平之高，以至于没有人——不论是丹尼尔、索尔兹伯里、罗森塔尔还是卡特利奇——会怀疑他坐新闻编辑部头把交椅的资格。再者，把赖斯顿调到纽约，就是把华盛顿方面有实力挑战总部权威的人物抽走了，这是个巧妙的计划：可以把所有权力集中到总部，可以清除最后一个过去的公国，对华盛顿方面来说也意味着一种胜利——他们的人控制了新闻编辑部，纽约来的指示从此以后在华盛顿就没有那么令人讨厌了。庞奇·苏兹贝格、他的母亲、家族其他成员都同意这个计划，并希望尽快实施。但这位业主，仍然顾及卡特利奇的感情，对在此时公布计划犹豫不决。在过去这么短时间里发生了这么多事，尽管他知道不应该这样做，但他还是想缓一缓，他不想冒险失去卡特利奇，因为他希望卡特利奇留下来，在《纽约时报》公司当董事和副总裁，致力于解决企业政策方面的问题，以他的自然能力充当过渡时期的老政治家和外交家式的人物。

4月的一天，苏兹贝格正在办公室里思考这件事情，突然他的朋友悉尼·格鲁森进来想跟他谈谈。格鲁森已决定离开《纽约时报》去《每日新闻》当副社长。格鲁森在《每日新闻》社的新职位已经宣布，但在5月之前他还没打算上任。苏兹贝格和他很谈得来，于是就想跟他讨论一下有关赖斯顿的计划，并说他已与赖斯顿商量过，对方已经同意接受这个安排。格鲁森承认这个举措很明智，也许是唯一能达到苏兹贝格目标的办法，不过格鲁森觉得对克利夫顿·丹尼尔就太糟了。格鲁森是长期以来与这位主编保持很好关系的几个人之一。在1944年格鲁森加入《纽约时报》过程中丹尼尔起过作用，并且支持1965年任命格鲁森为国际新闻主任。在卡特利奇手下干了这么长时间的丹尼尔，现在又将居于赖斯顿之下，将永远尝不到完全说了算的滋味。

这天稍后，格鲁森走进新闻编辑部，碰到了丹尼尔，丹尼尔正准备离开办公室。丹尼尔停了片刻，然后邀请格鲁森去办公室喝一杯。丹尼尔调好酒后，他们坐在了小房间。丹尼尔看着格鲁森，像是备受困扰，而且也很混乱。“告诉我，”丹尼尔终于说，“这里到底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格鲁森觉得有必要告诉丹尼尔他知道不应该说的事。苏兹贝格是信任他才说的，但格鲁森仍然对丹尼尔有一种强烈的忠诚感，特别是现在事情不那么肯定的时候。所以，格鲁森告诉了丹尼尔他听到的情况。丹尼尔脸色变得苍白，一口喝干了酒，接着他站起来，把这些消息传递给卡特利奇。卡特利奇问了苏兹贝格，这样就证实了提拔赖斯顿的事情。

格鲁森对自己在这个星期五下午做的事感到非常窘困，他很快给赖斯顿写了一封致歉信。到了下周一，他又去了业主的办公室，苏兹贝格看到他就高声大骂，喊道：“悉尼，我真想不到你还有脸再来这儿！”但是苏兹贝格并非真的心烦意乱。如果有一点的话，他看起来也消气了：反正消息已经传出去了。他已经详细和卡特利奇谈过，卡特利奇也答应留在报社帮助度过未来一段时期。苏兹贝格潜意识地是想通过格鲁森把这个消息泄露给三层的编辑们。格鲁森有许多宝贵之处与可爱之处，但他也缺乏保密的本事。苏兹贝格对他非常了解，完全知道这一点，因此格鲁森实际上帮了苏兹贝格一个忙。这位业主对格鲁森如此喜欢，以至于他希望格鲁森不要离开，不要去《每日新闻》社。格鲁森走之前，这位业主通知《每日新闻》老板，他正在努力重新聘用格鲁森，而且一年内，他的确这么做了。格鲁森于1969年回来当了苏兹贝格的特别助理。

赖斯顿于1968年夏初来纽约总部担任总编辑，在短短几个月内，他的表现大大影响了日常新闻报道并给新闻编辑部带来了一种新的不拘礼节的氛围。赖斯顿，手放在衬衣袖子里来回走，并且给他不认识的人介绍自己是“斯科蒂”，他的“办公室”是一张大家都看得见的办公桌——那实际上是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办公桌，后者暂时搬到国内新闻主任的位子去接替克劳德·西顿，而西顿于5月份辞职去了北卡罗来纳州拉雷市的新闻和观察家出版公司当编辑部主任。赖斯顿到任后，新闻编辑部的座位规格和大部分浮夸繁琐的各种礼节都过时了，4点钟的例会也一样，因为赖斯顿认为它并不重要。但赖斯顿并未取消它，和丹尼尔每天4点亲自主持会议不同，会议照常开，不过他本人不到会。不久后，其他编辑也不正常出席会议了，只派部下去。赖斯顿每天上午11点半召集他自己的会议，会议在丹尼尔办公室开，出席人员有丹尼尔、罗森塔尔、索尔兹伯里、托平、盖尔布和新来的曾在《杰作》和《时代周刊》生活部报供过职的图片部主任约翰·G.莫里斯。丹尼尔还坐他以前那把椅子，仍旧在大桌子的首席位置，但大家的注意力全集中在赖斯顿身上，不管他坐在哪儿，他本人的随便和亲切是大家都感觉到的——初来乍到的人也永远想不到桌子周围的编辑们之间有什么敌意和不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