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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斯顿来到纽约，不是以控制者的身份，而是作为抚慰者，而且编辑们现在似乎感到需要恢复友好关系了——为了《纽约时报》的利益，也为了自己的利益。没费多大劲儿，丹尼尔很快就像在卡特利奇手下一样，也在赖斯顿手下工作了。赖斯顿本人也经常到卡特利奇办公室的小屋里去，就卡特利奇非常熟悉的主题征求他的建议和同意。罗森塔尔和索尔兹伯里似乎很亲近，而且正是后者在一天上午的会上建议在7月份威克休假时由罗森塔尔为社论版写一个专栏，赖斯顿同意了该建议，而且奥凯斯也赞同。在格林菲尔德辞职后，罗森塔尔和赖斯顿之间那场情绪化的争论已经不再绊在二者之间，现在他们合好了。曾有一天，罗森塔尔给在华盛顿的赖斯顿打电话说，他不想让20年的友谊在一夜之间化为泡影，赖斯顿说他深有同感。罗森塔尔实在不知道自己在《纽约时报》在赖斯顿手下以后会怎样，但他很快意识到赖斯顿的到来正在给《纽约时报》社带来激情和变化。

和过去下午4点钟的独奏会不同，现在的11点半会议充满新思想的活力，讨论该报道什么和应该如何报道。尽管赖斯顿并不认为《纽约时报》应该放弃它作为“记录的报纸”的作用，但他的确想重新审视新闻的旧定义，消除《纽约时报》引以为荣的大部分半官方的声明和宣传，把这个版面用于对每日事件更具思想性的评价。赖斯顿曾在一次讲话中这样评论记者：“我们没有像我们应该做的那样采访思想类的新闻。我们极度轻视了观念的对抗而强调了街头的对抗。”——现在，他处于一个能改变这种状况的位置上。如果《纽约时报》不每天都登载一篇对重要人物观点的采访，那么就很难度过这一天：如果不是最高法院法官福塔斯评论现代青年和法律，就是本·沙恩谈论艺术，或者是S.J.佩雷尔曼悲叹幽默的境况，或者是让·莫内对欧洲经济状况的思考。[注：本·沙恩（Ben Shahn，1898—1969），立陶宛裔美国艺术家，作品带有社会写实主义风格，左翼政治立场鲜明。悉尼·约瑟夫·佩雷尔曼（Sidney Joseph Perelman，1904—1979），美国幽默作家、剧作家，他长期在《纽约客》上发表幽默随笔，他的剧本《环游世界八十天》（Around the World in 80 Days）获得了1956年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让·莫内（Jean Monnet，1888—1979），法国政治经济学家、外交家，被认为是欧洲统一的主要设计师和欧盟的创始人之一。]《纽约时报》今天的不同之处，与其说在于对过去经常出现在头版头条的大人物的重视，不如说在于该报详尽展现了赖斯顿所谓的“思想的新闻”。

有一个对安德烈·马尔罗的长篇采访，从第二部分的第一版开始，上面是一个显眼的标题和一张照片，一直登到报纸的最后。要在牛栏有决定权的过去，伯恩斯坦毫无疑问不会允许这样的采访或特写报道从第一版上（在编辑部被称为“第二战场”）跳到最后，相反会坚持认为应把“第二战场”的特写剪短后全部登在第一版上并在标题索引上方结束，这是一种压制长篇采访的方法。现在，头版上刊登对C.P.斯诺这样杰出人物的专访或他们的演讲已很平常了。

赖斯顿希望《纽约时报》报道全国毕业生想些什么和说些什么，他的第一个指示就是，《纽约时报》发表1968年全国各个毕业班级告别演说发言的节录。如果这些发言的毕业生代表在同国家目标或道路问题上像政治家或教育家一样不是一致的，那也没关系。赖斯顿的目的在于像充分报道“街头的对抗”一样报道“观念的对抗”。他还希望通过他的报纸向人们表明在60年代的美国，不只是有对抗。由于他的编辑精神，不久很多这样的文章就登出来了。它们或描写美国小镇人们的平静心境，或描写宾夕法尼亚中部村庄，或描写西部平原，或描写离赖斯顿长大的地方不远的俄亥俄州——《纽约时报》曾派记者和摄影师前往这些地方，目的是描述沉默的大多数，记录他们的挫折和希望，询问他们想让谁当他们的下一届总统。像赖斯顿一样，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对休伯特·H.汉弗莱和理查德·M.尼克松没有什么热情。他们在担心越南战争的同时，好像同样担心食品价格的上涨、电视修理人员的无能和国内一小撮喧嚣暴力的家伙。不过，他们觉得，美国并不像新闻界所刻画得那样糟。这种态度很大程度上在赖斯顿自己的专栏中重新反映出来。这些专栏写于1968年夏天，电讯电头上标着“华盛顿”、“布拉格”，或“莫斯科”。他暗示：尽管美国难以自诩“法律与秩序”，但这或许有好处，因为不这样就有可能是极权主义，或那种苏联在平息捷克斯洛伐克局势时鼓吹的镇压。1968年下半年，赖斯顿就此问题写过几篇文章，提醒读者注意，自己一身毛病的美国正无限度地凌驾于海外那些有“法律与秩序”而几乎没有别的什么的国家。

赖斯顿在北卡罗来纳大学的一次讲话中说，20世纪60年代的确可以证明是美国历史上最耀眼的时代：美国人没有像苏联人那样回避问题，相反，他们公开地同困难做斗争——在街道上，在大学校园里，在法庭上——他看到了象征着对美国年轻一代来说是伟大诺言和希望的东西。赖斯顿同样发现纽约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比预料得更好——这座城市是一个令人着迷的作品，每天从喧闹中恢复秩序，不协调中有旋律。他还痴迷于每天见到的大多数纽约人想当然的东西。从他那靠近联合国大楼的摩天大楼公寓里的窗口，他和妻子都被东河上的场面所吸引——连绵不断的油船和拖船、快艇、潜艇、水上飞机、货车浮坞、载满上下班乘客去华尔街的摩托艇、载满游客的环线游艇、正被海鸥追逐的装满垃圾的驳船——这将是多么好的报道题材啊，赖斯顿告诉盖尔布。于是后者马上答应，接着便安排一个记者去写。过了不几天，一篇带有图片的2000字的文章便洋洋洒洒地登在《纽约时报》的“第二战场”上，并且“转到”背面。

时间很快证明：即便像赖斯顿这样精力充沛的人，也不能在每周撰写三篇专栏文章的同时还有足够的时间去处理那些必要的行政琐事。因此，1968年11月，按照庞奇·苏兹贝格的意愿，赖斯顿宣布任命罗森塔尔担任新设的副总编辑一职，该头衔将罗森塔尔置于伯恩斯坦、索尔兹伯里和弗里德曼之上，并赋予其经营平日版的所有责任和权力。克利夫顿·丹尼尔继续担任主编，可以给罗森塔尔当高级顾问。但是，丹尼尔要投入更多的精力来减轻赖斯顿在行政事务方面的压力，并且监督日常运作的非新闻方面的事情。丹尼尔还要代替莱斯特·马克尔担任国家教育电视网络新闻节目的主持人。1969年1月，75岁的马克尔服从安排，从《纽约时报》退休，并负责一项有关公共意志和公共政策关系的20世纪基金会。这样，46岁的罗森塔尔实质上要充当一个没头衔的主编。他将对赖斯顿负责，丹尼尔不能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罗森塔尔的新闻判断力之上，罗森塔尔还将在牛栏处于权威位置。1962年，当西奥多·伯恩斯坦评价罗森塔尔是个有潜力的行政人员并敦促卡特利奇让他担任《纽约时报》编辑时，伯恩斯坦没有想到罗森塔尔升得那么快，六个月间他便被升到连一个在报社有名望的规则制定者——伯恩斯坦本人——都要听命于他的位置了。但是，正如1968年提升罗森塔尔时赖斯顿在他的评论中表明的那样，“让新一代进入《纽约时报》管理圈”的时刻已经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