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暗潮汹涌的四十年和平（第10/28页）

同年五月，鲁襄公终于踏上了回国的旅程。

虽然归心似箭，鲁襄公一行抵达楚国方城山的时候，却不得不停下来。国内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季孙宿趁着鲁襄公不在，出兵攻占了公室的直领地卞城。

将这个消息传递给鲁襄公的不是别人，正是季孙宿本人。他派自己的家臣季冶以迎接鲁襄公的名义来到方城山，给鲁襄公转交了一封他的亲笔信。

特别要说明一下，这封信的内容，季冶是不知道的。他从曲阜出发，快走到宋、郑两国边境的时候，季孙宿刚刚占领卞城，派人日夜兼程追上他，才将这包盖着“季”字封印的竹简交给他。换而言之，在见到鲁襄公之前，季冶压根不知道季孙宿占领卞城的事。

信上这样说：“臣听闻卞城守将将要背叛鲁国，于是亲率大军讨伐，现在已经得到卞城了。”

鲁襄公看完信，气得半天说不出话。“三桓”专鲁，并非一天两天的事。但是一直以来，“三桓”至少在表面上保持了对公室的尊重，没有人敢去动国君锅里的肉。现在自己才出国半年多，季孙宿就搞出这么大的动静，他究竟是想干什么？

叔孙豹等人也觉得这件事非同小可。季孙宿公然抢占公室的地盘，那等于是向公室宣战了，很可能打破“三桓”专鲁的局面，演变成季孙氏一股独大。这样的话，鲁襄公继续回国就显得鲁莽了，必须弄清楚国内的形势再作决定。

这是鲁襄公的艰难时刻。他一度打算返回郢都，向楚国借兵讨伐季孙宿。大夫荣成伯及时劝阻了他这个引狼入室的念头，说：“对于臣子来说，君主应该是绝对的权威。您如果不能号令自己的臣民，要依靠其他诸侯的武力来给自己壮胆，还会有谁来亲近您呢？假如您真的得到楚国的支持来讨伐季氏，鲁国人很有可能同仇敌忾，拼死抵抗。如果楚军能够攻克鲁国，那么天下诸侯都不在楚王眼中，何况是您呢？他肯定会派自己人占领鲁国，进而大举掠夺中原各国，将天下都归于他的统治之下，到那时，还有什么好处会轮到您吗？如果楚军不能攻克鲁国，那您就更麻烦了，完全断了自己的后路，不可能再回去，请您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鲁襄公无奈地说：“那照你的意思，我该怎么办？”

“不如做个顺水人情，把卞城送给他算了！这样一来，他也许会有所收敛吧。您就当喝醉了酒发脾气，酒醒了也就过了，别放在心上，高高兴兴地回鲁国吧。”

鲁襄公心想，你说得轻松！我倒是愿意将卞城送给季孙宿，但谁能保证他没有其他想法，仅仅是得到卞城就满足了呢？

叔孙豹看出了鲁襄公的担忧，说：“我看那个季冶是个忠厚的人，您不妨将他找来说几句话，也许能够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鲁襄公正有此意，于是命人将季冶找过来，故意对他说：“季孙宿也真是，想要这块地方就直说嘛，胡编什么守将叛变的事呢？这只能说明他故意对我疏远，让我感到很受伤啊！”

荣成伯也在一旁说：“季孙氏是鲁国的股肱之臣，国家大事，实际上也是季孙宿控制的。只要是他认为有利于国的事，都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做，卞城人有罪就去征讨，根本不用来报告国君嘛。”

两把软刀子刺在季冶的心上，产生了明显的效果。他满脸通红，低着头一言不发。“这件事与你没有任何关系，你也一直蒙在鼓里，又怎么能够怪你呢？”鲁襄公说着，拍了拍季冶的肩膀，“我只是想知道，我现在还能回国吗？”

听到这句话，季冶抬起头，用一种坚定的语气对鲁襄公说：“您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谁敢抗拒您的命令？”

“如此我就放心了。”鲁襄公赞许地点点头，暗中给叔孙豹使了个眼色。叔孙豹拍拍手，很快有内侍从后厅出来，捧着卿的衣帽来到季冶面前。

“这是赏赐给你的。”鲁襄公亲自接过衣帽，捧给季冶。季冶连忙伏在地上，表示不敢接受。鲁襄公再三坚持，他才勉强收下了。

季冶的表现使鲁襄公意识到，季孙宿即便有反叛之心，也难以得到鲁国人的支持。但他还是不放心，想留在楚国再观望一段时间。一天吃饭的时候，荣成伯借敬酒之机吟了一首诗：

〖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

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

这首名为《式微》的诗载于《诗经·邶风》中。翻译过来是：天要黑了，为什么还不回家呢？如果不是为了您的缘故，谁愿意风餐露宿，在泥泞中摸爬滚打呢？

听到这首诗，鲁襄公终于下定了回国的决心。五月下旬，他回到了曲阜。

季冶跟着鲁襄公回国之后，将季孙宿原来赏赐给他的田地全部退还给季孙家，从此再也没有进过季孙家。有人问起原因，他就直言相告：“他欺骗自己的君主，何必利用我呢？”季孙宿亲自跑到他家里去见他，他便装作没发生什么事似的，和季孙宿谈笑风生。但是当季孙宿不在场的时候，他始终不谈论季孙宿的任何事情。后来季冶病危，临死前交代自己的臣仆说：“我死之后，一定不可用国君赏赐给我的衣帽入殓，因为这不是由于德行而得到的赏赐，另外千万不要让季氏来安葬我。”

如此看来，季冶真算得上是一位君子。

【外邦友人的音乐外交】

父死子替，兄终弟及，是封建社会权力交接的基本制度。令发明这一制度的老祖宗感到欣慰的是，到了二十一世纪，仍然有一些国家采用着这种制度。比如说，朝鲜的金日成传位于金正日，金正日又传位于金正恩，这就是“父死子替”；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让位于劳尔·卡斯特罗，这就是“兄终弟及”；而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官二代”甚至“官三代”正在茁壮成长，时刻准备着做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这一切，充分说明这一制度是有生命力的，经得起时间考验而且适用于各种社会形态。

然而，这一制度并非完美无缺，从逻辑上讲，父死子替和兄终弟及，二者之间存在矛盾——当一个男人又有儿子又有兄弟的时候，他究竟是应该优先考虑儿子呢，还是兄弟？

我们只能这样猜测，发明这一制度的老祖宗，他所在的年代，生产力还很不发达，人的寿命也很短。当一个男人去世的时候，他或许没有儿子，或许儿子还很小，不足以担当大任，所以往往要传位于兄弟，以保持家族的延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人的寿命开始增长，私心也变得狭窄，男人们越来越愿意将家业和国家交给儿子，而不是兄弟。久而久之，父死子替成为常规，兄终弟及的事情则越来越罕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