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自由主义的衰落（第11/13页）

但是向大西洋另一边望去，法西斯显然成为30年代的成功典范。拉丁美洲这块大陆，向来是在文化霸权地区寻找灵感。它们的领袖，总是不断向外眺望，渴望寻得一份可以帮助本国富强现代的秘方。如果说，世上真有这样一个典范，可供这些想要更上一层楼的拉丁政客模仿学习，那么自然非柏林、罗马莫属。因为伦敦、巴黎已经没有任何政治灵感，而华盛顿更是毫无作为。（至于莫斯科，仍被外界视为社会革命的典型，因此多少限制了其政治上的吸引力。）

然而，不论这些拉丁美洲的领导者们，如何感谢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两人提供的政治养分，他们本身的作风及成果，却与其师法的欧洲诸国有着巨大的差异。当年玻利维亚革命政权的总统，私下曾亲口承认，欠下法西斯不少思想恩情。作者至今犹记当时听到此语时心中感受的惊诧之情。玻利维亚的战士及政客，眼里虽然看着德国的榜样，手底下实现的组织结果，却是1952年的革命。革命不但将该国的锡矿收归国有，并为印第安小农阶级实行了激进的土改政策。在哥伦比亚国内，伟大的人民保护师盖坦，不从右派着手，却一举夺下了自由党（Liberal Party）领导人的位置，要不是他于1948年4月9日在波哥大（Bogota）遭人暗杀，当选总统后势必引导该国走上激进的路线。暗杀盖坦的事件，立刻在哥伦比亚首都掀起大规模的暴动（包括警察在内），很多省首府还马上宣布成立革命公社。拉丁美洲首领汲取于欧式法西斯榜样的所谓政治养分，其实是后者对行动果断的人民领袖的神化。可是拉丁美洲革命者打算动员并且的确动员起来的群众，却不是欧洲法西斯那些因害怕失去本身拥有的东西，因而起来反抗的一群。而被动员起来的众人对抗的大敌，不是外人（虽然庇隆派和阿根廷的其他党派都难否认其反犹太的色彩），却是本国的寡头阶层——也就是富人，当地的统治阶级。庇隆的核心群众来自国内的工人阶级，而他最基本的政治团体，则是他于各地培养的大规模工人运动中发展出来的类似工人政党的组织。巴西在瓦加斯领导之下的运动也有同样的结果。该国的陆军当局先于1945年逼迫他下台，最终又于1954年逼迫他自杀。而痛悼瓦加斯之死的，则是他曾给予社会保护以换取政治支持的都市工人阶级。欧洲的法西斯政权，摧毁了工人运动，而受其灵感激发而起的拉丁美洲领袖，却相反地一手发展了工人运动。不管两者在思想意识上有何等亲密关系，就历史意义而言，这两种不同的运动却断断不能混作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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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各类运动的兴起，正是灾难大时代自由主义衰亡现象的一部分。虽然自由阵营的败退，以法西斯主义出现为其最具戏剧性的高潮，但若完全用法西斯来解释自由主义的衰亡，这种看法，即使用在30年代也值得商榷。因此，在本章结束之前，我们必须为自由主义的衰落找出真正的原因。不过先得澄清一个经常为人混淆的观点：那就是把法西斯主义误认为国家主义。

法西斯主义往往迎合国家主义者追求的热情及偏见，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但仔细计较起来，属于半法西斯的统合国家，如葡萄牙和奥地利（1934—1938），虽然其主要灵感源自罗马天主教会，却不得不对其他异族或无神的国家民族稍加提及。更进一步来看，对被德意两国占领地区的法西斯活动而言，原始的国家主义很难推行。用到那些靠外人征服本国，而发卖国财之人的身上，国家主义自然更行不通了。条件若适合，这些国家有人还能跟德国认同，彼此同在大条顿民族的旗帜之下（例如比利时的佛兰德斯地区、荷兰、北欧诸国）。可是站在法西斯立场上，有着另一个更为方便得力的观点［此说曾由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Goebbels）大力宣传］，却是与国家主义矛盾的“国际主义”之说。在国际主义的观点下，德国被看作未来欧洲秩序（European order）的核心，更是此秩序唯一的保证力量。当然其中更不可少查理曼（Charlemagne）光荣，以及反共产主义的要求。在欧洲一系列观念建立发展的过程中，所谓“欧洲秩序”，曾沾染过浓厚的法西斯气味。难怪到了战后，欧洲的史学家们对这个名词都不大喜欢多费笔墨。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在德国旗帜下作战的非德国部队往往也以超国际的成分为借口。

从另一角度来看，国家主义者也一律支持法西斯。希特勒野心勃勃（墨索里尼多少也可以算在内），不由令人起戒心，这当然是一个原因（例如波兰、捷克）。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在第五章将会看见，多国反法西斯的运动，往往也造成一股主张爱国主义的左派势力。尤其是大战期间，抗敌的地下组织多数由“民族阵线”或政府领导，这股对抗轴心的力量，深入政治系统的各个层面，却独缺法西斯主义之徒及其同路人。广义而言，各地国家主义是否倒向法西斯阵营，其中最大的决定因素，完全看其本身在轴心势力占上风时得失的轻重。此外，也得看他们对他国他族（例如犹太人、塞尔维亚族）的仇视深浅，是否更胜于他们讨厌德国或意大利的程度。因此，波兰人虽然极其厌恶俄国人和犹太人，可是鉴于德国纳粹在立陶宛与乌克兰部分地区（1939—1941年间被苏联占领）的所作所为，却始终与纳粹德国不大搭界。

那么，为什么自由主义曾在两次大战之间花果飘零，销声匿迹，甚至在不曾接受法西斯思想的国度也不例外？西方国家中，亲历过这段时间的极端分子、社会主义者，以及共产党人，都将之视作资本主义垂死挣扎之兆。他们认为，建筑在个人自由之上，并透过国会民主实行的政治制度，资本主义已经再也负担不起了。因为无意中的巧合是，各种自由权利同时也为温和改革派的工人运动建立了强大的群众基础。面对着无法解决的经济难题，再加上日益强盛的革命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只会回到旧路，使出高压的手段，也就是说，诉诸某种类似法西斯路线的办法。

1945年开始，资本主义与民主自由重新恢复生机，再度蓬勃发展。胜利的光环下，世人往往忘却当年灰暗的论调里面，煽动性的言辞固然不少，但依然有几分道理存在。一国之内，对于国家及社会制度的可接受性，国民若缺乏基本的共识，民主政治势必难以发挥真正的功效。至少在国民之间，应该对社会方向具有磋商协议的共识及准备。而共识与准备，却需要先有了经济繁荣才能实现。直截了当地说，1918年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当时的欧洲，一场社会激变不是迫在眉睫，就是已经临头。众人对革命恐惧至极，整个东欧和东南欧地区，加上部分地中海地区，共产党连合法地位都难以取得，左右两派在思想意识上鸿沟很深，右派跟温和左派之间也无法沟通，1930—1934年间，奥地利的民主政治因此受到严重打击而垮台。不过从1945年至今，与当年同样的两党系统——罗马天主教徒与社会主义者——却使奥地利的民主开出了灿烂的花朵（Seton Watson，1962，p.184）。西班牙的民主政权，也在30年代受到同样的压力。相形之下，到了70年代，西班牙竟然能够经磋商协谈，便将佛朗哥遗下的独裁统治和平转变为多元的民主政体，不能不令人惊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