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黄金时代（第8/12页）

超级大国在全球势力上的平衡，以及冷战中双方在各个区域相互对抗的局面，虽然尚未因越南与中东两次事件的本身而改变，美国的力量及地位却因此大为削弱。不过在1974—1979年之间，全球很大一片地区再度吹起一股新的革命大风（参见第十五章），这是“短20世纪”当中的第三次革命浪潮。一时之间，仿佛超级大国间的平衡开始被打破，局势似乎开始变得对苏联有利。亚非各地，甚至包括美洲本土，众多政权纷纷转向苏联——从实际的角度而言，不啻为被陆地包围苦无对外港口的苏联提供了军事尤其是海军的基地。第三次世界革命，适逢美国在国际上遭到挫败，两相激荡，二度冷战于此展开。其中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苏联，在70年代踌躇满志的心态，对此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段时期的冲突现象，主要由第三世界的大小战争构成，有越南前车之鉴，现在美国不敢再犯当年同样的错误，只在后面间接撑腰。此外，双方更疯狂地加速核军备竞赛。但是两相比较，各地烽火连天的厮杀，比起核竞赛更缺乏理性。

至于欧洲局势——虽有1974年葡萄牙革命，又有西班牙佛朗哥政权的结束——至此显示已经完全安定下来，双方楚河汉界，界线分明；事实上两个超级大国，都把它们竞争的场地转移到第三世界。欧洲的“缓和”局面，为尼克松（1968—1974年任美国总统）与基辛格时期的美国提供两大得分良机：一是将苏联势力由埃及逐出，一是非正式地使中国加入反苏联盟；其中后者代表的意义更为重大。而各地兴起的革命浪潮，却都具有对抗保守政权的态势。美国既一向借着这些保守政权自居为全球的保护人，如今形势逆转，正好为苏联提供了机会，一个可以采取主动的好机会。随着葡萄牙在非洲殖民统治的崩溃瓦解，旧有地盘安哥拉（Angola）、莫桑比克（Mozambique）、几内亚—佛得角（Guinea-Cape Verde）等地，一一落入共产党手中。随着埃塞俄比亚国王被革命民众推翻，埃塞俄比亚政治风向转向苏联，苏联海军快速成长，在印度洋两岸获得一个又一个重要基地。随着伊朗国王狼狈下台出逃，美国人情绪大坏，所有舆论民意几达歇斯底里的地步。否则，我们如何解释，为什么美国一看见苏联军队开进阿富汗就以为天下大乱将至，风声鹤唳，认为苏联势力不久即将挺进印度洋岸、波斯湾口？[9] （参见第十六章第3节。其中部分原因，恐怕可以归之于美国人对亚洲地理的惊人无知。）

与此同时，苏联方面毫无道理的扬扬得意心态，助长了美国人的抑郁忧心。其实远在美国宣传家大言不惭，事后往自己脸上贴金，吹嘘如何一手赢得冷战，整垮死对头之前，勃列日涅夫政权就已经引导苏联走上败家破产的灭亡之路了。它在军备上投下大笔费用，使得苏联国防支出平均年增长4%—5%，从1964年开始长达20年之久（系根据真实数字统计）。这场军备竞赛毫无意义可言，唯一能够让苏联感到安慰的事情，便是如今自己总算可以在导弹发射台上和美国平起平坐了，这是1971年。到1976年时，它的发射台数字更居于优势，以25%领先美国（不过苏联的实际弹头数目始终不及美国）。其实早在当年古巴危机之时，苏联微不足道的核弹头就已经把美国震慑得不敢轻举妄动，多年疯狂竞赛下来，双方储存的实力早就可以把对方毁灭多次了。苏联更不断努力建立一支强大海军，在全球海面争得立足之点（其实说成在海面以下取得一席之地更为恰当，因为其海军军力是以核潜艇为最重要的主力）。就战略观点而言，苏联此举并不实际，不过作为一个全球性的超级大国，就有在世界各地扬旗示威的权利，因此借海军展现实力为一种政治手段，倒也情有可原。但是苏联不再端坐家中守其地盘的事实，却让美国各位冷战斗士感觉宛如遭到雷击，若不及时展现实力，再度号令天下，此中态势，岂不证明西方霸权时日无多？莫斯科踌躇满志，早将当年赫鲁晓夫下台之后，自己在国际舞台上步步为营的那份谨慎抛到九霄云外。苏联信心不断上升的姿态，越发肯定了美国人的担心。

华盛顿当局这种歇斯底里的反应，当然不是基于实际的理性考虑。虽然美国的声望大不如前，但就实质而言，其实美国实力较之苏联，依然具有决定性的优势。再以两大阵营的经济力量和科技水准相比较，西方（及日本）的优势更是无法估计，差距何止千里万里。粗糙僵化的苏联，也许可以凭它的无比蛮力，比谁都更有办法建造出一个19世纪80年代那种19世纪式的强大经济（Jowitt，1991，p.78），但是在20世纪的80年代，就算它的钢铁产量比美国多出80%，生铁产量比美国多出两倍，发动机产量比美国更胜5倍，如果它不能调整自己，适应并赶上这个建立在以硅晶与软件产业为基础的时代经济，就算传统重工业的产品再多，对它又有什么帮助（参见第十六章）？而当时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苏联打算发动战争，其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唯一的例外，恐怕只是跟中国开战），至于军事进攻西方，毫无实行的可能。所谓苏联发动核攻击之说，全都是80年代西方冷战人士的自我梦呓，以及西方政府的高调宣传。其结果适得其反，反而让苏联人大为恐慌，认为西方很可能先下手为强，对苏联发动核攻击，其中1983年某段时间，苏联甚至以为西方核弹随时便要打来（Walker，1993，chapter13）。美国的危言耸听，更在欧洲触发了冷战时期以来规模声势最为浩大的反核和平运动，极力反对在欧洲部署新一批的导弹。

未来21世纪的史学家，既远离了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的亲身经历的记忆，对于这一时代的疯狂军备竞赛、政治预言，以及美国政府在国际上进行的怪诞行为，尤其是里根执政年代（1981—1989）初期发生的怪事必将感到大惑不解。这些史家若想了解其中真相，必须在主观性上从探讨美国人的心理入手。美国连遭大患，种种深刻的失败感、无力感、耻辱感，其痛之深，其耻之烈，实在令70年代美国政要们深感痛心疾首。尼克松为了没有价值的丑闻，名誉扫地黯然下台；继之而起者又是连着两任毫无分量的总统。总统人事的失序，越发使得美国人心上这些重创的痛楚加深。雪上加霜，伊朗人质事件中，美国外交人员竟然被当作人质并用以相胁，让其深感羞辱；中美洲数小国接连掀起社会主义革命；石油输出国组织再次提高油价，造成二度国际石油危机。种种事件，更使美国人的痛苦达到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