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天崩地裂（第10/11页）

国际间对协调的需要既然日增，危机20年里，新国际组织纷纷出现的速度便比之前任何一个时期快。到80年代中期，全球已有365个官方的国际组织，而非官方的不少于4615家，比70年代初期增加两倍有余（Held，1988，p.15）。更有甚者，对于诸如环境生态保护等重大事宜，人们也愈发认识到有立即采取国际共同行动的必要。可惜唯一能够达成以上目标的程序，却旷日废时，拖泥带水，因为国际协定必须经过各个国家分别签字认可方能生效。在保护南极大陆及永久禁止猎鲸二事上，其效率之迟缓即可见一斑。而80年代的伊拉克政府，竟然将毒气用在自己国民身上，等于从此打破了世界上少有几项真诚的协定之一，即1925年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日内瓦公约》，更进一步削弱了现有国际手段的效力。

幸好除此之外，国际行动的保证还有两条路子可走，而这两项方法在危机20年里也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强化。其一，许多中型国家纷纷将国家权力交出，自动让给超国家的权力机构掌握，因为它们感到本身的力量不足，无法继续单独在世上屹立。80年代改名为“欧洲共同体”，再于90年代改为“欧洲联盟”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于70年代成员加倍；进入90年代，也极有再度扩张的可能，同时并不断强化它对成员国事务的决定权力。其成员数目的增加，以及欧盟本身权力的扩大，虽然难免引发各成员国政府及国内舆论的不满及抗拒，可是其权力规模的增长，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欧盟的力量之所以如此强大，是因它非经选举设立的布鲁塞尔中央机构，可以独立裁定决策，完全不受民主政治的压力左右。唯一极为间接的影响，只有经由各成员国政府的代表举行定期会议及协商（各成员国政府则是由选举产生）。欧盟特殊的办事方式，使得它可以以一个超国家权力机构的方式有效运作，只需受到某些特定的否决权牵制而已。

联合国际行动的另外一项武器，同样是在免除主权国家及民主政治的牵制之下运作，其程度或无过之，但起码旗鼓相当，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设立的国际金融组织，其中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最为重要（参见第九章第4节）。这两家机构是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寡头垄断支持之下，于危机20年里获取了日益强大的决定权力——这几大国是以“七大工业国”（Group of Seven）的模糊头衔命名，而“七大工业国”的寡头势力，自70年代以来，渐有成为正式制度化存在之实。国际汇兑的风云变幻，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以及1989年后苏联集团经济的瓦解，使得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必须仰赖富国鼻息，倚仗后者是否同意出借贷款的意愿行事。而种种借款，更日益走上一个先决条件，即债务国的经济政策，必须合于国际金融组织的心意。80年代正值新自由经济神学意气风发之际，其主张表现为政策是有系统地走向私营化，以及实行自由化市场的资本主义。这两项政策，被强行加诸那些已经倾家荡产，根本没有丝毫力量抗拒的政府身上；也不管它们对这些国家的经济问题，能否产生直接影响（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即是一例）。凯恩斯和怀特，若见到当初自己建立的这两个世界金融组织竟然一变至此，将不知做何感想。他们当初怀有的目的——更别说两人在各自国内达到全面就业的目标——与今天的演变完全不同。然而，这项疑问纵然有趣，但是却没有任何意义了。

然而，这些却是极为有效的国际社会的权力机构，尤其是富国将政策强加于穷国之身的最佳利器。20世纪即将结束，这些政策的后效如何，对世界的发展将有何种后果，答案依然尚未完全出现。

世界上有两大地区，将对它们的效果进行检验。一个是苏联地区及与它相关的欧亚地带的经济，它们自共产制度解体之后已经衰败。另一个是充满了社会火药库的第三世界。我们在下一章将会看见，自从50年代以来，第三世界已成为地球上政局不安定的最大来源。

[1] 1960—1975年间，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之内，15到20岁之间的人口暴增约有2900万之多。但是到1970—1990年间，却只增加了600万人左右。附带说一句，80年代欧洲年轻人的失业率惊人地高，只有实行社会民主制的瑞典和联邦德国例外。欧洲年轻人的失业率相差幅度很大（1982—1988），从英国的20%以上，到西班牙的40%以上，以至挪威的46%（World Economic Survey，1989，pp.15—16）。

[2] 真正的冠军，也就是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高于0.6的，都是一些比较小的国家，但是也同样位于美洲。所谓基尼系数，是一种衡量贫富不均程度极为方便的指标，其量表刻度，由代表收入分配均等的0.0开始，一直到极端不平等的1.0为止。洪都拉斯在1967—1985年的系数为0.62，牙买加为0.66（UN Human Development，1990，pp.158—159）。

[3] 某些贫富最为悬殊的国家，往往缺乏相应的比较数据，这些国家，自然也少不了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以及亚洲的土耳其和尼泊尔。

[4] 1972年，14个名列这些富国行列国家的政府年度支出，平均约有48%是用在平价住宅、社会安全福利、社会救济及医疗费用上，1990年时更增加为51%。这14国为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奥地利、比利时、英国、丹麦、芬兰、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瑞典（依据UN World Development，1992，Table II计算而得）。

[5] 诺贝尔经济学奖于1969年设立，一直到1974年以前，获奖者显然都不属于主张“自由放任政策”的一派。

[6] 90年代初期，部分国家的输血单位就发现（当然不是英国），某些接受商业来源输血的病人，不幸被带有免疫失调／艾滋病毒（HIV／Aids virus）的血所感染，蒂特马斯这项立论便获得实证。

[7] 80年代，日本最富有的20%人口的总收入，是为最贫穷的20%的4.3倍。这个比例，比其他任何（资本主义）工业国家都低，包括瑞典在内。反观欧共体内工业最发达的8个国家，其贫富收入的比例平均则为6倍，美国更高达8.9倍（Kidron/Segal，1991，pp.36—37）。换个角度来看，即1990年的美国，拥有93名10亿级富豪，欧共体有59位——这还不包括寓居瑞士和列支敦士登的33人——日本则仅有9名（出处同上）。

[8] 这7国分别是中国、韩国、印度、墨西哥、委内瑞拉、巴西、阿根廷（Piel，1992，pp.286—289）。

[9] 至于由加勒比海及拉丁美洲移往美国的黑人移民，基本上则与其他移民社区没什么不同，也不似美国本土黑人，如此自外于劳动力市场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