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魔法师与徒弟：自然科学流派（第11/14页）

更重要的是，也许是自从60年代以来的“直接大灾难说”，通过古生物学，重回地质学与进化理论之门。这一次，这似乎“初逢乍见”的新证据，其实早已为人熟悉，每个小孩子都知道，恐龙于白垩纪时期在地球上灭种绝迹。因为在过去，达尔文的教诲如此深入人心，人们都依他所说，把生物进化视为一种缓慢细微的渐进过程，延续在整个地质历史之中，而非某种大变动（或创造）的突然结果。以至于像恐龙灭种，这种显然属于生物大灾变的现象，很少引起人的注意。反正地质的时间表一定够长，足供任何可见的演变结果发生。因此说起来，在人类历史遭此巨变的时代，进化间断的现象再度受到注目，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还可更进一步指出，在本书写作时，最受地质和古生物巨变说学者青睐的说法，就是从天而降的外太空袭击，即地球与一个或多个大型陨石相撞。根据一些计算，某些大到足以毁灭文明的太空游星——等于800万个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威力——每30万年就会来访地球一次。这一类的情节，一向是遥远的史前史的一部分，回到核战争纪元以前，有哪一位严肃的科学家会正眼瞧它一眼？进化缓慢的过程中，时不时被相当突然的变动打岔，这种“间断平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理论，虽然在90年代依然是争议之说，可是却已经成为科学界内部激辩的议题之一了。再一次，作为门外汉的我们旁观之余，不得不注意到在离平凡人类思想最遥远的一行里，近年来兴起了两大数学分支：60年代出现的“灾变论”（catastrophe theory），以及80年代问世的“混沌论”。前者属于60年代，在法国首先发展的“拓扑学”（topology）之一支，主张对渐变造成的突然断裂现象，加以探究，即在连续与间断之间，有何相关关系。后者是源起于美国的新学说，建立于情况发生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及不可测性的模式之上。即明明很细小的事件（例如一只蝴蝶拍拍翅膀），却可在他处导致巨大后果（造成飓风）。但凡经历过20世纪后数十年动乱的人，应该都会理解，为什么像这一类混沌和灾变的图像，也会进入科学家和数学家的脑海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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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70年代起，外界开始更间接也更强烈地侵入了实验室和研究室的领域。因为世人发现，原来以科学为基础的科技，在全球经济爆炸之下力量更显强大，同时却对地球这个行星——至少就地球作为生命有机体的栖息地来说——产生了根本甚至可能永远无法挽回的深远影响。漫长的冷战年月里，人们的脑海及良心，都被笼罩在人为核战争的灾难噩梦之中。可是眼前的生态灾难，却比核战争更令人心不安。因为美苏之间一场世界核大战，毕竟可以想法避免，而且最后事实证明，人类的确逃过了这场浩劫。但是科学性经济增长造成的副作用，却没有核战争那么容易避开。1973年，罗兰（Henry Augustus Rowland）与莫利纳（Molina）两位化学家，首次注意到在冰箱和新近大为流行的喷雾产品中广泛应用的化学物质，氟碳化合物（作为制冷剂被广泛使用，fluorocarbons），已经造成地球大气臭氧层的减少。若在更早以前，这种变化很难发现，因为这一类化学物质（CFC11和CFC12）释放的总量，在50年代初期之前，一共不到4万吨。可是到1960—1972年间，却总共有360万吨进入大气层。[18] 到90年代，大气中“臭氧层空洞”，已是众人皆知的事情了。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臭氧层将会多长时间告竭，会在什么速度下，到达连地球的自然修复能力也无法补救的程度。人们也都知道，就算把CFC全部消除，它也肯定会再出现。“温室效应”（greenhouse effect）一说——在人为产品不断释放大量气体之下，地球温度将不可控制地继续升高——于1970年左右开始引起认真讨论，并于80年代成为专家与政治人物共同关心的第一件大事（Smil，1990）。这其中的危险性的确真实无比，虽然有时难免过于夸大。

大约与此同时，出现于1873年间的新词“生态学”——用以代表生物学的一支，处理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开始获得它如今众所周知的“类政治”含义（E.M.Nicholson，1970）。[19] 这一切，都是世间经济超负荷增长和繁荣的产物（见第九章）。

种种烦恼忧心，足以解释为什么进入70年代，政治及意识形态再度开始环绕自然科学。更有甚者，这种外界压力，甚至渗进科学内部，科学中人也开始进一步辩论，由实际及道德角度出发，探讨科学研究是否有予以限制的必要。

自从神权治世的时代结束以来，这类问题从未被人如此严肃看待。疑问来自一向对人事具有直接牵连（或看来似乎有所直接牵连）的学科：遗传学和进化生物学。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0年之间，生命科学已在分子生物学的惊人突破之下，出现了革命性的大改变。分子生物学揭示了决定生物遗传的共同机制：“遗传密码”（genetic code）。

分子生物学的革命成就，其实并不意外。生命现象，必须，也一定能够，以放之万物皆准的物理化学角度解释，而非生命体本身具有的某种特异性质，这种观念，1914年后已成理所当然。[20] 事实上，早在20年代，英国、苏联两国的生物化学界，就已经提出基本模型（多数带有反宗教的意图），描述地表上可能的生命来源，始于阳光、甲烷（methane）、氨（ammonia）、水；并将这个题目，列入严肃的科学研究议程——顺便提一句，对宗教的敌意感，继续激发着这一行研究人员的前进：克里克和鲍林两人就是最好的例证（Olby，1970，p.943）。

数十年来，生物方面的研究始终以生化为最大推动力，然后物理的分量也逐渐加重。因为人们发现蛋白质分子可以结晶，然后以结晶学的方式进行分析。科学家也知道有一样称作“脱氧核糖核酸”的东西，在遗传上扮演着中心角色，也许便是遗传之钥本身：它似乎是基因的基本成分，遗传的基本单位。基因（或遗传因子），到底如何“造成另一个与它完全一样的结构，甚至连原始基因的突变性质也原样移植（Muller，1951）？即遗传到底如何发生？如何进行？这个问题，早在30年代后期，即已成为学界认真探讨的题目。到了战后——借用克里克本人的话——“奇妙大事显然不远”。克里克与沃森两人，发现了脱氧核糖核酸的双螺旋结构，并用一个非常漂亮的化学机械模型，显示这个结构可以解释“基因复制”的功能。这一出色的成就，其光彩绝不因为50年代初期也有其他研究人员获相同结论，而有任何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