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东吴的江防作战与晋灭吴之战（第7/10页）

（五）由于舰队东下，贾充的指挥中心也从襄阳东移到项城，以便协调长江下游战事，特别是司马伷、王浑等军与王濬舰队的协同问题。

这道诏书表明荆州方面的胜利给了晋武帝信心，使他不顾贾充等人反对，执意将伐吴进行到底。另外，这也是他了解了杜预和王濬关系之后的部署：杜预无意于争功，所以命其留在上游；下江直取建邺的任务则留给了王濬。

第二阶段的战事和争议

二月下旬到三月上旬，晋军在长江中游和下游战场都取得了重大胜利。

王濬舰队自江陵东下之后，迅速加入了对夏口、武昌二城的攻势。这两城的情况和江陵相似，都是吴军在长江北岸的军事据点，吴军依托长江对其进行补给和增援，所以长期坚守不下。王濬舰队切断了吴军的江上通道，并增加了临江方向的攻势，所谓“濬自发蜀，兵不血刃，攻无坚城，夏口、武昌，无相支抗”[67]，短期内都被顺利攻破。按照晋武帝二月十八日诏书的部署，王濬及唐彬舰队从胡奋、王戎部补充了兵力，[68]继续顺流驶向建邺。此时应已进入三月中旬。

在东线，开战以来的三个月里，司马伷的徐州、王浑的扬州军队已进至长江沿线。吴军在下游江北地区没有重兵驻防，所以这两支军队的进展颇为顺利。但在兵临长江之后，他们迟迟没有渡江举动。这种迟疑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畏战，因为吴军舰队控制着长江下游的制水权，晋军徐、扬两州都缺乏大型军舰，怕遭到吴军拦截而不敢渡江。以前的曹仁、最近的杜预都曾用轻舟偷渡长江，但司马伷、王浑两人显然缺乏这种魄力。另一方面则是这二人都怕招致贾充反感。所以司马伷、王浑达成了默契，消极对待渡江灭吴之事。

在王濬舰队参与攻击夏口、武昌时，东吴方面也在试图发起反攻。

吴丞相张悌率领吴都建邺的精锐兵力三万人渡江至历阳，北上攻击晋扬州都督王浑、刺史周浚所部。吴军内部曾对此方案有争议，丹杨太守沈莹认为，上游的晋军舰队行将来到，应集中兵力扼守长江，准备与晋水军决战。张悌则认为，待到晋舰队驶入下游时，东吴的军心早已涣散，不如趁现在与晋扬州军决死一战，如能战胜，吴军上下士气大增，尚有全盘扭转战局的可能。从当时形势看，张悌的意见是积极和正确的。但两军会战于江北版桥，吴军大败，损失近万人，张悌等将帅也都战死。[69]

到此时，贾充还在坚持其伐吴必败的论调。他的依据是，如今大军尚未能渡江，而春季行将过去，长江将迅速涨水，江南一旦进入暑热天气，将不利于北方军队作战，所以必须立即停止攻势。这种意见不仅限于朝廷上层，杜预麾下的荆州军官也颇有应和之声。[70]这种反战声势显然影响着王浑、司马伷等将帅，使他们依然观望而不敢乘胜渡江，以免得罪贾充。

就在王濬舰队驶向下游之际，晋武帝又发布了一道诏书，指示王濬“至秣陵，受王浑节度”[71]。从诏书字面意思看，“至秣陵”至少是已经渡江围困建邺之后。那么在王浑渡江之前，和王濬的指挥关系又该如何？似尚未明确。另外，这个诏书的发布日期也难以确知。因为王濬舰队在中游的最后一站是武昌，彼时他还未收到这个诏书；待舰队离开武昌之后，一路再未遇到吴军有力抵抗，所以顺流长驱直下，与江北的晋军再没有联系，更无从得知有此诏书。

而王浑得到这个诏书之后，确信自己拥有了对王濬舰队的指挥权，遂一直在江北坐待舰队东来。扬州刺史周浚、别驾何惲都劝他乘胜渡江、直取建邺。但王浑坚持待王濬舰队来后渡江，方万无一失。[72]

三月十四日，王濬舰队行至牛渚，王浑在北岸派遣信使到舰队，邀请王濬到自己军营相见。王濬则表示，吴军舰队正在前方的三山江面集结，战事方殷，无暇旁顾，且如今风向正有利，舰队行驶皆有序列，不能贸然改变方向。这就留下了一个争执，就是在信使见到王濬时，王濬是否得知那封让他“至秣陵，受王浑节度”的诏书？在战后争执中，王濬坚称当时：

见浑军在北岸，遣书与臣，“可暂来过，共有所议”，亦不语臣当受节度之意。臣水军风发，乘势造贼城，加宿设部分行有次第，无缘得于长流之中回船过浑……[73]

史书中没有王浑控告王濬的原文，但可以推测，他肯定坚持信使已经告知王濬：有“节度”之命的诏书，请他到北岸就是要出示这个诏命。

无论如何，当天王濬舰队没有停留，而连夜直向三山。舰队副统帅唐彬看到王濬、王浑的争执已趋激烈，为明哲保身，遂托病交出指挥权，避免开罪于任何一方。[74]吴军集结的最后一支舰队共万余人，在强大的王濬舰队面前不战而溃。次日（十五日），王濬舰队行驶到建邺江面，吴主孙皓手足无措，只得投降。

在此时，西晋朝廷关于是否应渡江的争论正如火如荼，中书监荀勖附和贾充意见认为已不可能成功渡江，请求晋武帝惩办张华。杜预在荆州得知这些争论，“驰表固争，言平（吴）在旦夕”，信使行至洛阳近郊，平吴的捷报也正从前方传来，争论才告终结。[75]

而在建邺，二王之间的争执正愈演愈烈。十五日王濬接受孙皓投降，同时遣信通报王浑；当天晚间，王浑的一封书信送到王濬处，才提及“当受节度之符”。次日（十六日），显然晋武帝刚刚收到王浑对王濬拒命的控告（应为十四日发出），遂又发布一道诏书，重申王濬必须接受王浑的指挥。[76]同日，王浑军队也渡江到达建邺，[77]这说明王浑实际并不缺渡江船舶，此前的按兵不动只是迟疑观望而已。

王浑到达建邺后，对王濬抗命的指控日趋激烈，并控告其军队抢掠吴宫财宝，甚至“屯聚蜀人，不时送皓，欲有反状”，俨然有钟会和邓艾之争再起之势。晋武帝只得将两人召回洛阳，朝臣欲以“违诏”治罪王濬。晋武帝的裁决是：

濬前受诏径造秣陵，后乃下受浑节度。诏书稽留，所下不至，便令与不受诏同责，未为经通。濬不即表上被浑宣诏，此可责也。濬有征伐之劳，不足以一眚掩之。

但王濬的行为已经触怒了贾充等反战派高官，他和王浑的争执也被打上了以寒门挑战高门的烙印，[78]在占领区善后及评定功勋等问题上频频遭遇刁难，必要时只能依靠晋武帝提供保护。直到太康十年（289年），晋武帝命濬孙王粹“尚颍川公主”，才标志着王濬家族正式被接纳为上层士族，而此时王濬已经去世五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