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南朝的财政与战争（第7/8页）

通过以上对南朝财政与战争的讨论可见，南方社会经济的商品化、财政的货币化程度都要比北方高，这会带来社会分工的细密化，已经出现了社会经济走向“近代化”的端倪。但另一方面，南方的这些新经济因素并未变成军事实力，政权通过变更钱制、税制筹措军费，使得南方货币体系和整体经济多次遭遇重大动荡，对民生及社会整体也造成了较大破坏。

如果我们将考察时段放大，会发现这些问题并非南朝独有，唐代后期到两宋，几乎又将南朝这一幕重演了一遍。

北朝的财政体系主要基于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以实物租调为主，实现统一的隋和稍后的唐代，依然维持均田制、租庸调制的基本格局。到唐代中期，由于均田制解体、商品经济发展，政府实行新的“两税法”，提高了钱币在赋税中的比重，学界将其称为唐代中期财政的“南朝化”。但钱币用途增加之后，立刻发生了不敷使用、“钱重物轻”的问题，和南朝时期如出一辙。唐后期和两宋时期，财政货币化程度提高，政府供养军队、维持战争，也更多地依赖财政手段，但这没有提高军队的效率和战斗力，反而使战争、军费开支对社会生活造成了直接影响，社会对战争的承受能力降低。这也几乎是南朝历史的重演。

作为对比，社会发展程度更低、商品经济与货币更少的北方，军事实力却一直占优势，最后由北方政权攻灭南方，实现中国的统一，南方社会也被拖入更为简单、落后的状态。从隋的统一到元的统一，都是在上演这一幕。朱元璋建立明朝，为了对抗北方的军事压力、维持基本的军事实力，也有意识地压制南方新经济因素，实行了一套粗朴而有效的、被学者黄仁宇批评为“缺乏数目字管理”的财政—军事制度。这背后可能隐藏了一个长期被学界忽视的问题：在商品经济发展，社会走向复杂化的过程中，可能必然经历军事动员能力下降、社会对战争承受能力降低的阶段，如果社会能“挺”过这个阶段，实现初步工业化，就能获得军事优势。但如果在这个阶段被北方简单社会攻灭，则永远没有工业化的可能性。从南朝到明清，中国历史可能一直在这个大循环中徘徊。

[1] 如中国财政史编写组：《中国财政史》，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中国金融史编写组：《中国金融史》，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3年。关于东晋南朝的财政问题，近年有两篇硕士论文进行了专门研究，即吴志宏：《东晋南朝财政制度演变路径试探》，华东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梅生：《论东晋南朝财政管理机构及财政收入》，郑州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其中吴志宏的《东晋南朝财政制度演变路径试探》搜集材料比较丰富，论点也颇多创建。但这两篇硕士论文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就是没有关注当时的铸币问题，也没有从动态的角度研究战争和军费开支对当时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

[2]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及初平袁氏……户绢二匹而绵二斤，余皆不得擅兴，藏强赋弱。文帝黄初二年，以谷贵，始罢五铢钱。”（第782页）

[3] 《晋书·食货志》，第790页。

[4] 《晋书·食货志》，第795页。另《晋书》中多有东晋时以布匹为军费的记载，如《晋书·食货志》曾引用的悬赏“有斩石勒首者，赏布千匹”之事，见第783页。再如司马睿又以布匹给祖逖为北伐军费，见《晋书·祖逖传》。

[5]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第689页。

[6] 《晋书·食货志》，第795页。

[7] 见《晋书·食货志》，第795页，当时广州的夷人多购买铜钱铸造铜鼓，太元三年（378年），晋朝诏令禁止将铜钱贩卖到广州，也是防止铜钱流矢。

[8] 《宋书·文帝纪》，第79页。

[9] 《宋书》卷六十六《何尚之传》，第1960页。

[10] 《宋书》卷七十五《颜竣传》，第1734页。

[11] 《宋书·何尚之传》，第1735页。

[12] 《宋书·何承天传》，第1710页。

[13] 汉唐盛世时，平均一年内铸二亿到三亿枚五铢钱或开元通宝，可为参考。

[14] 《宋书·何尚之传》，第1735页。

[15] 《宋书·文帝纪》，第98页。

[16] 《宋书·索虏传》，第2349页。据中华书局本校勘记，“换一”《通典》《资治通鉴》作“借一”；“讨”作“计”，见第2365页。

[17] 《宋书·索虏传》，第2359页。

[18] 《宋书·文帝纪》：“二十八年……二月……诏曰：‘凡遭寇贼郡县，令还复居业，封尸掩骼，赈赡饥流。东作方始，务尽劝课。贷给之宜，事从优厚。其流寓江、淮者，并听即属，并蠲复税调。’”（第99页）

[19] 《宋书》卷八十二《周朗传》，第2093页。

[20] 《宋书》卷六《孝武帝纪》，第114页。

[21] 《宋书·颜竣传》，第1961页。

[22] 《宋书·颜竣传》，第1960页。

[23] 《南史》卷二《宋本纪中》，孝武帝孝建三年夏四月甲子，第60页。

[24] 此次关于铸币政策的讨论见《宋书·颜竣传》，第1961—1962页。

[25] 《宋书》卷四十五《刘怀慎传附刘亮》，第1377页。

[26] 《宋书》卷八十一《顾琛传》，第2078页。

[27] 《宋书·周朗传》，第2094页。

[28] 《南齐书》卷四十《萧子良传》：“前台使督逋切调，恒闻相望于道。及臣至郡，亦殊不疏……或尺布之逋，曲以当匹；百钱余税，且增为千。”（第692页）

[29] 《宋书》卷八十一《刘秀之传》：“时赊市百姓物，不还钱，市道嗟怨，秀之以为非宜，陈之甚切，虽纳其言，竟不从用。”（第2075页）

[30] 《宋书》卷八十二《沈怀文传》，第2104页。

[31] 《宋书》卷七《前废帝纪》，景和元年（465年）九月，第145页。

[32] 《宋书·颜竣传》，第1963页。

[33] 《宋书》卷八《明帝纪》。《南史》卷三《宋本纪下》载此作“罢二铢钱”，见第78页。《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作：“罢二铢钱，禁鹅眼、綖环钱，余皆通用。”（第4091页）

[34] 《宋书·明帝纪》：“以皇后六宫以下杂衣千领，金钗千枚，班赐北征将士。”（第162页）

[35] 《宋书·邓琬传》，第2138页。荒郡、荒县即没有辖区和民户、有名无实的郡县，实际上是给予献钱谷者的一种虚职。

[36] 以上均见《南齐书》卷三十七《刘悛传》，第652—653页。

[37] 《南齐书·萧子良传》：子良又启曰：“……且钱帛相半，为制永久”。之后也是从宋永初年开始追溯，见第6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