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从前,在颛顼帝时代任命南正重掌管天文,北正黎掌管地理。在唐尧、虞舜的时代,又让重、黎的后代继续掌管天文、地理,直到夏、商时期。所以,重、黎氏世代掌管天文、地理。在周代,程伯休甫便是重、黎的后裔。当周宣王时,重、黎的后代失去了世掌天地的官守而成为司马氏。司马氏世代掌管周史。周惠王、周襄王在位期间,司马氏离开周朝到了晋国,晋国中军元帅随会逃到了秦国,不久司马氏一族迁入少梁。

自从司马氏离开周朝去到晋国以后,族人便分散了。有的在卫国,有的在赵国,也有些留在秦国。在卫国的一支,名司马喜的做过中山国的丞相。在赵国的一支,因传授有关剑术的理论名声显扬,蒯聩便是这一支的后代。在秦国的名叫司马错,曾经和张仪争论,秦惠王就派遣司马错率军攻打蜀国,终于攻下了蜀地,随后就镇守蜀地。司马错的孙子司马靳,奉事秦武安君白起。这时少梁已经改名叫夏阳。司马靳和武安君活埋长平战役中投降了的赵军数十万,回到秦国,靳和白起都被秦王下令自杀在杜邮,安葬在华池。司马靳的孙子名叫司马昌,昌是秦朝主管冶铸铁器的官。在秦始皇的时期,蒯聩的玄孙司马卬,曾经担任武信君(武臣)的部将,并带兵攻占朝歌。诸侯争相称王时,项羽封司马卬为殷王。汉王刘邦领兵攻打楚国,司马卬归降汉王,汉以司马卬原有的封地殷为河内郡。司马昌生司马无泽,司马无泽担任汉长安商业区市长之职。无泽生司马喜,司马喜封爵五大夫。他们死后,都安葬在高门。司马喜生司马谈,司马谈为太史公。

太史公师从唐都学习天文,从杨何学习《易》,又从黄先生学习道家理论。太史公曾在汉武帝建元至元封年间做过官。他忧虑当时学者不能通晓各家学说的要义,而所学又混乱、矛盾,于是专论阴阳、儒、墨、名、法和道德六家的要旨说:

《周易·系辞传》说:“天下人目标一致,而谋虑却有多种;要达到的目标相同,而所通过的途径不一样。”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都是想使天下太平的学派。只是所信从的理论有分歧,有考虑得周到与不周到罢了。我曾经私下分析阴阳家的方术,发现它注重吉祥还是不吉祥的预兆,忌讳的事物太多,使人受到拘束而畏惧的事情很多;但它主张顺着四季的秩序去行事,却是不可丢失的。儒家的学说广博,但缺乏治理天下的纲要,用力多而功效少,因此儒家学派所提倡的事很难完全照办。但是儒家制定君、臣、父、子彼此相处的礼仪,区分夫妇、长幼之间的礼节,是不能更改的。墨家过于俭省,难以遵守。所以他们主张的事,不能完全实行;但是他们加强实业,励行节约的主张,是不可以废弃的。法家主张统治者施政要严酷而少给臣民恩惠,但是他们正定君臣上下的名分等级,是不能改变的。名家使人拘束于名而容易失去对事物真象的认识,但是他们辨证名、实关系的观点,却不能不认真考虑。道家使人精神专一,行动符合无形的“道”,让万物丰富充足。道家的学术,是依据阴阳家顺守四时秩序的学说,采纳儒家、墨家的长处,提取名家、法家的要点,随着时势的发展,顺应事物的变化,树立风俗,应用于人事,没有不适宜的。意旨简明,容易掌握,用力少而收到的功效多。儒家就不同了:他们认为君主应该是天下人的表率,君主提倡,臣下就附和;君主在前面走,臣下就该紧紧跟随。这样一来,那么君主劳累而臣下却很安逸。再说大道的要旨是:舍去雄健和贪欲,不玩弄聪明和智慧,他们将这些放弃而使用智术求治。一个人的精神使用过度就会衰竭,身体太劳累就会疲惫。如果精神和身体时常不得安宁,却想生命与天地共长久,这是没有听说过的。

阴阳家对于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气各有一套所谓“宜”“忌”的规定,认为如果人们顺守这些教令,就会昌盛发达,违反这些规定,不是死就会衰亡。未必就是这样呢。所以说阴阳家“使人受拘束而畏惧忌讳太多”。可是阴阳家所说的春天万物萌生、夏天成长、秋天收获、冬天储藏,这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如果不遵守,就无法拟定天下的纲纪。所以说:“依据四时的顺序行事,是不可丢失的。”

儒家以《诗》《书》《易》《礼》《乐》《春秋》这“六艺”作理论依据,“六艺”的经文和解释经文的传文数以千万计,接连几代不能够弄通这门学问,用尽一个人毕生的岁月也不能详尽其中的礼仪。所以说“儒家学说广博而缺乏要领,用力多而功效少”。至于分列君、臣、父、子间的礼仪,区分夫妇、长幼、尊卑的次序,即使是百家学说,也不能更改的。

墨家也崇尚唐尧、虞舜的道术,引述尧、舜的道德品行说是:“殿堂只有三尺高,堂下的土阶不过三级,用茅草盖的屋顶不加修剪,用原木做的屋椽不经刮削,用陶簋盛饭吃,用土钵盛羹汤喝,用粗米做饭,野菜做羹汤。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鹿皮裘。”墨家主张葬送死者用桐木做棺材,厚不过三寸,哭丧不要过于哀恸。他们传教丧礼,一定要用这来作为万民的标准。假使天下的人依照这个法则去办理,那么尊卑就难以区别了。时代不同,时势改变,事业就不一定相同,所以说“过于俭约就难以遵从”。墨家学说的要领是强本节用,确是人们兴家富足的途径哩。这是墨家学说的长处,即使是百家的学说,都不能废弃的。

法家不区别亲近、疏远,不区分高贵、贫贱,一律依法来决断。这样,爱护亲属、尊重长上的恩谊伦理就不存在了。可以用它实行一时的计策,但不可长久运用的。所以说法家“严酷而少恩惠”。至于法家主张使君主尊贵,使臣子卑下,明确上下名分、职守,不得相互超越,即使是百家学说,都不能改变的。

名家苛刻细察,纠缠不清,使人反省寻思,不得其旨意,专门以名称决断事物,而失去了人情。所以说“使人拘束于名而容易失掉对事物真象的认识”。至于掌握名称,考察实际,交错比较验证以免失误,这一点,是不可不认真考虑的。

道家主张“无为”,又说“无所不为”,他们的实际主张容易实行,但他们的文辞难以理解。道家的学术,以虚无为理论基础,以顺应自然为实践的原则,没有一成不变的态势,没有常存不变的形状,所以能够推究万物的情理。不被物推着向前,不被物抛置在后,所以能够成为万物的主宰。立法或不立法,顺应时势而决定,制度的用与不用,也要与事物相切合。所以说“圣人不重机巧,顺时、通变是原则。虚无是道的规律,顺应时势是君主的纲领”。大臣们一齐来到朝廷,君主应该使他们各人明确自己的职任。他的实际和他的名声相符合的叫做“端”,实际和他的名声不相应的叫做“窾”。“窾”是空的意思,空话不去听信,奸邪就不会产生,贤才与庸才自然分清,白与黑也就对照分明,这些要领就在于肯运用罢了,有什么事办不成呢!这样就符合“大道”,混混沌沌,光辉普照天下,重又回归于无名。凡是人生命的存在是依赖精神,精神是寄托在形体上的。精神过度使用会衰竭,身体过度劳累会疲惫,精神和形体分离人就会死亡。死去的人不能再活过来,形、神分离也不能重新结合,所以圣人重视这些问题。从这一点看来,精神,是生命的根本;形体,是生命的器具。不先安定自己的精神和形体,却说“我有能力治理天下”,可是你由什么途径治理天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