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桂芳口述（第5/6页）

周：他们在大有庄，我在西苑哪。我们老公公叫高子舟，在附近有名的啊，过去是瞧风水的，瞧阴阳宅，而且小楷写得相当好。我那个老公公的父亲就在颐和园，那会儿就是看一个殿哪或者看一个门儿，就是干这个的。到我老公公也是这样，他原来是画画的，颐和园长廊，他在长廊画过，专画牡丹芍药。解放以后画那风斗，画俩蝴蝶画一牡丹，或者画一芍药，那蝴蝶跟真的似的。后来人家颐和园不画了嘛，他就转业了，就瞧阴阳，也可能是学的这个。他还有罗盘呢。你要看这地儿干净不干净，一搁这罗盘，干净它就不动，不干净它就“呜呜呜”……后来就“文化大革命”。

定：“文化大革命”以前一直看(风水)？

周：就是给比较亲近的，求他看。罗盘后来交了，儿子也不干，儿子是警察呀，我们老头(指周的丈夫)是警察，不让他瞧啊，说迷信。其实这罗盘要看定位还是……现在有啊。

定：现在又兴起来了。

周：是不是？嘁！老头那部书，毁了。它能天相，云彩天相，什么云是什么相，什么云有什么灾，十三陵哪个陵坐在哪儿，哪年坐的，它怎么盖的，它的出气孔在什么地儿，都有。我看了，都是小楷，这就是文物啊。后来老头跟我要过去了。“文化大革命”我没在家，全给弄没了。

我老公公不言语，他也不好串门子，不好跟人聊大天儿，没有，没什么话。他跟我父亲可不一样。老家儿(指周的父母)没跟他们来往过，就没上我们家来过。就说过去满族人哪，礼儿比较多，吃饭一碟一碟一碟的，规矩礼数特多，解放以后就全免了。我那会儿就说我汉族人，我可什么都不会啊，他(指丈夫)说我们家什么礼数都不讲了，他就这么说的。

定：那您进门以后他们真的是什么都不讲了吗？

周：没讲。我也没给他们磕过头也没给他们鞠过躬，没有。我婆婆也不厉害，连句“他妈的”都没给我带过，那老太太。那老头子也没有，都对我特别好。我特别孝顺他们。我老给他们买吃的，我妈没吃过的东西我都给他们买到了。困难时期我老给他们粮票、钱。

坡上村那儿满族人不少。过去都有财神楼，有的家里闹黄鼠狼以后弄一财神楼，就是做一小房子。五道门。供黄鼠狼长虫刺猬什么的。

定：是不是就只满族有，汉人有吗？

周：汉人？……没发现过，估计跟满人一块儿他也得有。反正我们的前后院都有。可他们家(指婆婆家)没有，我没发现他们家有，我们那老太太不怎么信，我那婆婆。

那会儿老讲说这都是迷信，可我总解不开这个。有的搞附体，就说那人死了以后呢，就附上活着的人了，活着的人说话、声音，有时还有口音，就跟死了那人一模一样，外头纸一烧，他这儿就不言语了。这我倒听说过，也见过这人，真是，是真是假我没考察过，因为我也不注意这个。

我觉得这财神楼本身就是取吉利似的。现在说白了，刺猬也好，长虫也好，它属于自然的动物之类的是吧，是在大自然里边，那就别祸害它。有的人吃它，阅武楼注204那儿去年有一大青蛇，我们街坊那个王福山说：“哎哟，我可没见过那么一条蛇，真漂亮！”他们愣给拿走了吃了。我说吃了不好，要犯事儿。我就这么一说，结果他儿子也有毛病了，闺女也有毛病了，子宫肌瘤摘除，他本身也有毛病了，半瘫，吃着饭筷子拿不了了，突然地。除了儿媳妇，没一个没毛病的。

7.我看破红尘了

周：甭管怎么着，从我心里说，我念共产党好。从解放，我等于翻身，共产党对我是有恩的，这是实实在在的。一解放我们成立一个文工队不是嘛，每年初一、十五演节目去，演那大话剧呀，两个多小时呢，各处还来请哪，我老去(即“扮演”之义)男的。我还参加宣传队，儿童团，站岗，就说有没有特务，检查。那时候肃清一贯道，叫我搞宣传，我爸爸特别支持我。后来我走上工作岗位也是，我爸爸就教育我，说你要算账去，怕人劫你呢，你把公家钱搁贴身了，把自己的钱放外边，说国家的东西你别给丢了，你个人的无所谓，是不是？……我就老记着我爸爸的这句话。

我家窝棚那儿那块地，解放以后政府给我们了，要不我说共产党有恩。给我们了我没能力盖房啊，我献出来给职工盖了宿舍了。

定：给你们的时候你们算农业户还是城市户？

周：那会儿就是养鱼，没有农业，算是居民。

后来我还做过民工，修马路，给解放军前线工程看孩子连做饭，我什么都干过。解放后到合作化，我就搞街道社会工作，宣传员，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啊，土改了，合作化了，工商联合会搞合营了，帮助政府就干这个。合作化以后叫我干了几天农业活，后来人家把地占了，出来以后我就干商业，从1956年就一直到退休。到商业我是什么全干过，卖菜、卖肉，那会儿还搞技术表演呢，女同志我也劈肉啊，拉肉啊，蹬三轮，收购鸡、鸭、兔，各种药材，农副产品，就没干过理发和食堂。我还学过兽医，发展养兔，怎么配兔，怎么发展。后来又搞农业化肥，卖生产资料。完了以后在菜站卖菜，又搞过百货，搞服装卖布，又卖小百货，文具搪瓷，全卖过。当过会计，又当过经理。我也学过会计，我这读书都是自学，一般来讲，初中高中毕业的，算盘都比不上我，我口算也行，当然笔算我不行。这都是多少年了。

困难时期我家老的老小的小，我要把我那份拿到那儿吃，家里不够啊，所以我不在那儿吃一顿饭，早起就喝一碗粥，中午吃一碗土豆，要不就是豆腐渣。晚上有时候在家。那时候我特累，过去盘货都是下班以后，就是不盘货，下班以后搞卫生也得搞到什么时候，有时候我吃完饭抽根烟，坐到那儿就睡着了，把单子都烧了。

你说那会儿日本逮人也好，国民党逮人也好，解放以后枪毙犯人，我都瞧见过。要说解放时候枪毙反革命什么的，我都各个儿瞧，我也不害怕。就在颐和园小街后头枪毙的，现在不都拆了嘛，在那儿看枪毙的时候我踩那一脚血！那人姓赵，没死，又给他扎了17刀。那会儿刚解放，要是这会儿不就死不了了嘛。那会儿刚解放，跟国民党有牵连的就什么。所以要不说我一直都是“男性”，不知道害怕那会儿，真的。

后来运动来了，什么“五反”啊“四清”啊，没人整我。问题是什么呢，你别占便宜，你心里很踏实。你把我当运动的动力，但是伤天害理的事我不干，我不能冤枉人，怀疑人。这怀疑人顶损了，你怀疑我我怀疑你，这不是就净掐了。说这汤我端走了，我什么时候端走了？谁瞅见了？你瞅见了吗？没瞅见你怀疑你算干什么的，你审案哪？“文化大革命”时候人说：“走，上天安门那儿看看。”我不去，我看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