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戒石鉴镜（第10/11页）
对于蒋介石加派顾祝同到昆明调查，梁漱溟认为这是别有用意，“国民党为了做出‘重视’此案的姿态，也为对我们的调查进行阻挠，此时也派了一批军警宪大员飞去昆明‘查办’。”（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涯》）
梁漱溟、周新民到昆明后，立即约见顾祝同等，但后者故意拖延，屡次推脱，改动会见日期，到了8月9日，梁漱溟、周新民才见到顾祝同等人。“我们见他们主要是说明我们的立场和态度，要求将此案移南京组织特别法庭审理。这个要求我们在南京时即向国民党提过，现在重提自然也是无结果的，但这是一原则问题，我们不能不表明。”（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涯》）
8月13日，顾祝同和卢汉出面宴请民盟调查团，冷欣和张镇等作陪。顾祝同对梁漱溟说，暗杀李的凶犯未捉获，闻案的凶犯已捕到，后日即可开庭审判。当晚，梁漱溟等收到省法院通知，说15日“公审”，邀他们去“观审”。“我们当即回信说不同意这种‘公审’，但既经邀请，我为借此机会作调查，准备参加，并提出增加民盟云南支部负责人之一的冯素陶一人参加‘观审’。”（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涯》）
顾祝同通知梁漱溟的乃是军法审判，依照当局制定的军法审判规则，受讯人不得委托律师出庭辩护并禁止旁听，这自然有利于顾祝同等人把事先的“安排”在法庭上全盘表演出来，但对梁漱溟等人而言，这根本算不上“法庭”。
约见政府人员没有多少收获，梁漱溟等人在民间的调查也多受阻扰。梁漱溟等人在昆明住在商务酒店，许多“客人”也前前后后住了进来，把民盟调查团的一举一动都记录下来。有一天梁漱溟在酒店餐厅吃早点，偶然遇见作家孙伏园的兄弟孙福熙，两人就寒暄了几句，在他们二人谈话后，特务立刻将孙找去盘问。
事事都被掣肘的梁漱溟只能感叹：“像这样的处境，我们的调查工作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通过种种途径，通过美国领事馆，搜集到许多与案件有关的情况，足以说明这是国民党特务谋杀了李、闻两位。”（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涯》）
审判秀
8月15日，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军法处、云南省保安司令部，驻昆明宪兵十三团合组军事会议审判法庭，对刺杀李公朴与闻一多的特务汤时亮、李文山进行“公审”。这次审判只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各大学教授、省县参议员、市商会理事长代表等二十多人参加，记者只允许中央社两人采访。梁漱溟要求闻立鹤出庭辨认凶手，被陆军参谋次长冷欣以“伤势未好”为由拒绝。（《闻一多年谱长编》）
梁漱溟对这种安排出来的军法审判很不满意，“审理中只有法官与被告之间的一问一答，问答完了即算审理完了。在被告回答法官的提问时，他们在公堂上做了一番演说，说‘闻一多是卖国贼’，说他在李公朴追悼会‘骂了军人’，他们二人出于一时‘气愤’，故刺杀之，此事与他人无关，云云。闻案就这样审理了一番，草草了事。结束时也未说明是否审理完毕。李公朴一案，则因为凶手根本不曾‘捉拿归案’，更是不了了之。”（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涯》）
等这场“审判秀”结束，中央社当天便发出电讯，表可以结案之意。但是，民盟方面坚持将凶手“移京公开审判，由各方参加”，反对“草率在云南解决”。梁漱溟、周新民等更认为，出现在审判席上的不过是假凶手。
梁漱溟还在“观审”后致函顾祝同，说明民盟调查团在旁听后认为疑窦颇多，请不要急于定案，并索取一份审讯记录的抄件，但顾祝同始终不曾出示抄件。
19日，顾祝同再次宴请民盟调查团。饭罢谈话，梁漱溟问：15日“公审”一天，好像是已经审完，可是为何又不宣判？如果不算审完，是不是将再审？顾迟迟答不上来，末后低声说：“我也还做不得主。”（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涯》）梁漱溟等人只得于8月22日返回南京。
8月25日，梁漱溟等在上海举办了新闻发布会，报告李、闻惨案调查经过与结果，用“吞吞吐吐”四字说明当局态度。民盟认为案件未了，坚决主张把凶手移至南京审判，但当局对此无动于衷。同一日，顾祝同也在昆明金碧别墅招待记者，称霍揆彰之云南警备司令职已被革除。
在舆论的质疑中，李、闻案第二次审判也于8月25日在翠湖云南省警备司令部举行，判决汤、李二人死刑。随后顾祝同签署陆军总司令部法审布字第元号布告，宣判汤、李在昆明枪决。本来汤、李二人要按原计划用两名替身在行刑前换下，但是顾祝同不想再弄巧成拙。第二天早晨，汤、李二人被灌醉，拉至东站外执行枪决。汤、李二人知已受骗，但为时已晚。行刑人员把他们枪决后随即掩埋。
而王子民等参与暗杀的其他十几名特务则被送到大理，名为关押，实则保护，并进行特务训练。1947年春，蔡云祈等人被“押解”到南京警备司令部，但很快即获得释放。(《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的重要凶手落网记》）
这次审判后，中央社立刻发出《顾祝同在昆发表闻案审判经过》《陆军总部昨发表闻一多案判决书》的专电。
崩溃
一个多月来，蒋介石一直在为闻一多案大伤脑筋，在日记里数次写下为处理该案“甚费心力”，待到最后的处理方案确定，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如此将闻案解决告一段落，再观舆论之变化也。”
舆论就闻一多案对政府的质疑并没有随着两次“公审”而止息。8月29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社论《闻案感言》，认为此案并未了结。30日，民盟政协代表为李、闻案宣判事致函政府代表，称民盟对审判结果不能完全接受。9月28日，民盟政协代表再次致函政府代表和蒋介石，要求对闻案逃犯限期缉获，到南京公审。（《闻一多年谱长编》）
这些，都没能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回应，闻一多案就这样在司法缺席与暗箱操作中不了了之。此时的蒋介石，已经专心致志地投入到国共内战去了。虽然司徒雷登曾经在闻一多案审判前就告诫过蒋介石：“这次暗杀针对了中国最有教养的一群人”，国民政府“已在知识分子和大众中逐渐失去号召力”，但是从蒋介石随后的表现来看，他并没有对司徒雷登的这句告诫特加留意。
彻底丧失自由知识分子支持和民心的后果是国民党政权的加速崩溃。台湾学者朱文长教授曾撰文指出：“在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史上，闻一多之死是一个里程碑。由于闻一多过去的背景，他的死对国民党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其重要性不下于金圆券的发行与失败。”发表这篇文章的刊物主编，恰是当年西南联大的学生，他在按语中写道：“闻一多之死，其影响绝不在平津等重要城镇的沦陷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