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戒石鉴镜（第8/11页）
蒋介石到底也没能为国民政府立好那块“戒石”，他所有的反贪努力都走向了死胡同，这也成为他和他的政权最终覆灭、败退台湾的主因。在那悬于海外的孤岛上，他痛定思痛，训斥那帮恨铁不成钢的败军之将：“今天，我痛心地指出，从抗战后期到现在，我们革命军队中表现出的贪污腐败，真是无奇不有，简直难以想象。”
“这样的军队就不能不走向失败！”蒋介石结束训话的手势依然坚定。不过，倘若真是实至名归的“革命军队”，又何至于此？！
闻一多案：民国司法之死
“闻一多案”后，政治的贪婪彻底左右了司法。彻底丧失自由知识分子支持和民心的后果是国民党政权的加速崩溃。台湾学者朱文长教授曾撰文指出：“在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史上，闻一多之死是一个里程碑。”
闻一多被暗杀时，梅贻琦正在埋头处理西南联大的复员事务，傍晚五点多，潘光旦夫人忽然急急地跑来了，说闻一多在回家的路上被当场枪杀，“多人围击，必欲置之于死。”
这一天是1946年7月15日，听闻这一消息，身为西南联大常委、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当场呆住了，立即派人前往闻家照料。在离家门仅十余步的地方，闻一多的鲜血淌了满地；闻一多的长子闻立鹤为保护父亲也身中数枪，被送往医院抢救；闻一多的夫人高孝贞受此巨大的刺激，心脏病复发，卧床不起。
同时，梅贻琦急电国民政府教育部：“加急！南京教育部朱部长钧鉴：今日下午五时，在西仓坡宿舍门外，本校教授闻一多为暴徒枪击立毙，其余重伤。同人极度惶恐，谨先电闻。”这一天的晚上，梅贻琦在日记里写道：“此何等仇恨，何等阴谋，殊使人痛惜而更为来日惧尔。”
正在庐山避暑的蒋介石也很快接到了消息，这个突发事件让正志得意满的蒋迅速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巨大的困境之中，他在日记里写道：“昆明李闻被刺案殊所不料，干部之无智无识，徒增政府情势之险恶，领袖地位之不利，可痛之至。”
不仅仅是梅贻琦和蒋介石，还有更多的人在闻一多事件发生之后，都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曾倾倒在南京国民政府一侧的政治天平，此刻又在发生新的微妙的逆转。
群情
闻一多是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上，即席做了他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讲》后被暗杀的。在此之前，中国政局刚刚走过了一段“过山车”般的急剧转变；闻一多之死，对于众多关注政治走向的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一次更大的刺激。
1946年1月，在美国特使马歇尔斡旋下，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以及社会贤达的代表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在几经周折后，通过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改组政府等决议。这是自国民党一党训政以来，第一次由国内各种政治派别平等、公开地决定国家大事。
眼看中国即将踏上宪政之路，人人都为此兴奋不已，马叙伦用生动的语言写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现在是被鸡唱出了曙光，怎样不叫人们对这个曙光发生欣慰，希望它不要被阴霾来笼罩了。”
然而接下来的事实却让他们吃惊连连，长期占据一党独尊地位的国民党，既无与其他政治团体分享政权的心理准备，其军政官员更不愿意放弃种种特殊利益，政协会议闭幕未几，即遭到国民党内部激进势力的强力反弹，在重庆较场口还有西安、南通和南京下关等地制造了一系列流血事件。李、闻被暗杀更是发生在“一城之内，五日之间”。
在闻一多被刺次日，消息传至重庆，正候机北上的西南联大教授非常震惊。17日清晨，汤用彤、金岳霖、叶企荪、周炳琳、黄子卿、汤佩松、姚从吾等34位教授联名致函教育部转国民政府：“一代通才，竟遭毒手！正义何在？纪纲何存？同人等不胜悲愤惊愕！”7月17日，在南京参加国共和谈的中共代表团也发表了李、闻惨案抗议书，要求国民政府立即撤换昆明警备司令，限拿凶手，交法院认罪，并由政协委员派员陪审。
栽赃
身为国民政府的首脑，蒋介石也被闻一多案深深震动，“本周几乎全为此事增加烦恼之苦痛也”，7月27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三天后他又写下：“总之昆明之案无论对内对外皆增加政府与余个人之地位艰难百倍。”
整日“忧闷”的蒋介石百般琢磨，考虑着如何化解这个公共危机，让他和国民政府渡过难关。
担负“调处”国共纷争之重任的马歇尔也因闻一多案而压力大增。7月17日，在见过周恩来后，马歇尔与司徒雷登即刻从南京飞赴庐山去找蒋介石。马歇尔对蒋介石说，这次暗杀针对了闻一多这样的留美知识分子，所以美国的舆论肯定对蒋不利；司徒雷登坦率相告，蒋介石应采取三项措施：公开声明中央政府不赞成谋杀；解除新闻管制；建立宪政政府。
不能无视公愤的蒋介石，于7月17日当天，匆匆责令行政院发出一纸保障公民安全的命令。命令声称：“该管各级机关人员防范不周，遂致有此惨案，实为我政府莫大之耻辱……尤应在此时期，对于政治党派人士特加保护。”在发出这项命令的同时，蒋介石下令让刚刚上任全国警察署署长的唐纵前往昆明办案。
此时，舆论已把怀疑对象投向了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霍揆彰。7月17日，闻一多的次子闻立雕撰写了《谁杀死了我的爸爸》，将矛头直指昆明的国民党特务组织，次日该文在民盟机关报《民主报》和《新华日报》《大公报》《世界日报》《新民报》《商务日报》《时事新报》《西南日报》等报纸刊出，随后又被多家报刊转载。
唐纵在动身前往昆明前也怀疑李、闻案都为陈诚系的霍揆彰所为。因在当年5月份，霍揆彰就令稽查处处长王子明制定了五十多人的黑名单。6月28日，霍带着这个名单到了南京，向国防部长陈诚汇报，准备带给蒋介石圈定，但当时蒋正和马歇尔会谈，没来得及接见霍，霍只好把名单和行动方案留在国防部返昆待命。7月5日，霍揆彰接到了国防部密电：“中共蓄意叛乱，民盟甘心从乱，际此紧急时期，对于该等奸党分子，于必要时得便宜处置。”
7月17日晚，唐纵与吴铁城、陈诚商议李、闻案，陈首先而坚决地表示，“此事件绝非霍揆彰所为，绝与军方无关。”（《唐纵日记》）
唐纵将行，友人嘱托他办案要“控制舆论，计划周到，行动迅速”，同时又为他担心，“莫不认为此事难办也。”（《唐纵日记》）心思重重的唐纵没有直接赶赴昆明，而是先和毛人凤商议办法，又飞到重庆去找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