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戒石鉴镜（第5/11页）

1912年3月，北方大地乍暖还寒，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从南京迁至北京，史称“民国北京政府”或“北洋政府”。这个政府的政治架构和法律体系尚不完善，就监察制度而言，其力量就显得十分薄弱。各级官吏违法渎职的情况日益增多，利用职权卖官鬻爵、贪赃枉法的各种丑行屡见不鲜。深谙封建官场旧习的袁世凯这样形容当时的大小官吏，“或偷懒旷官，或瞻循误事，或奢靡害俗，或嬉游耗时”，如不及时整治，危害甚烈。

《临时约法》规定，国会对行政权力享有监察权，迁都北京后，袁世凯效仿清政府的都察院，专门开设了平政院作为监察纠弹机构,直接隶属于大总统。设立平政院,将中国传统御史制度与西方行政法院制度糅合在一起，利用比较公开的方式监察行政官吏，为“民告官”提供了制度保证，对于提高人民的权利意识起到了推动作用。平政院处理的案件对象，从书吏到县知事、道尹、省长、都督、部长乃至国务总理皆有，在中国法制近代化进程中，可谓开天辟地。

接着，袁世凯着手完善北洋政府检察系统，效仿御史制度，成立了肃政厅，负责纠举违法渎职官员，而纠弹处理权则掌握在他的手中。厅长官为都肃政史一人，设肃政史16人。时人称都肃政史和肃政史为“都老爷”，即是沿用对前清左都御史和给事中御史的称谓。这个针对官员腐败的监察机构直接对袁大总统负责，按照《官吏犯赃治罪条例》，对赃官的处罚很重，其中第二条规定：贪赃500元或1000元以上，即处无期徒刑或死刑。

肃政厅存在时间不长，1914年3月成立，1916年6月裁撤。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肃政厅雷厉风行地执行职务,全方位介入国家事务，查办了400多个省级官员的案子，在整肃官纪方面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其中影响较大的是1914年6月代理都肃政史夏寿康等纠弹京兆尹王治馨纳贿贪赃案，王治馨最后被判处了死刑。民国初的京兆尹，相当于北京市市长，属于正部级官员，其职位之高，在当时的腐败弹劾案中实为罕见。该案办理速度之快，涉及关系之广，成为奇案大案，却也依稀可辨幕后的那只看不见的手。

人治仍是主导

王治馨在前清时就曾因贪污被袁世凯下令斩首，经多方说情方幸免于死。其后，王攀附上袁世凯的亲信赵秉钧，追随其投身警界，一路官运亨通。

王治馨原本就有的贪赃受贿的恶习，并没有因为民国来了就有所改观。在京畿最高长官——京兆府尹任上，他越发肆无忌惮了。京兆府当时所辖24县，除一个县令因有强大后台未向王行贿，其余23个县的县官每人都向其“孝敬”，其赃款共达五万以上。如此大规模的受贿，即使在清朝200余年间也是鲜有所闻。此外他又买卖官职，明码定价，第一等县为五千，二等三千，三等两千，影响恶劣。王治馨贪得无厌，且生性狂妄，在一次宴会上，他和一名肃政史官员聊天，谈兴所至，竟然逞一时之快谈及自己贪赃纳贿的各种情由，丝毫没有顾虑对方的身份。然而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位肃政史官员随即展开调查，并对王进行弹劾。王治馨闻其恶行败露，迅速将有关证据毁灭殆尽，导致此案久悬不结。后来经肃政史调查簿记，又查出王治馨委托一家商号代办税款等违法事实，于是又提出纠弹，此案后交司法部，终于水落石出，王无从解释，锒铛入狱。

由于王治馨在警界的广泛人脉以及与赵秉钧的密切关系，在他被捕之后，许多人为之求情，请求袁世凯“念旧部之谊，贷其一死”。贪赃纳贿，本是晚清和北洋官场上司空见惯的事，但对于惩办王治馨一案，袁世凯却很有决心。在外界看来，他是要拿王治馨开刀，祭奠其为整饬吏治而打出的反腐大旗，其实内幕真相远不止如此，中间还掺杂了私人恩怨和政治因素。

王治馨和袁世凯是有过节的。那是1913年3月20日，国会中反对党领袖宋教仁倒在上海火车站月台的血泊中，一时舆论哗然，指斥袁世凯、赵秉钧为幕后元凶。袁世凯自然加以撇清，真假莫辨之际，王治馨在不同场合发表了不合时宜的谈话，声称宋教仁之死，赵秉钧不应该负责，应另有其人。此言一出，好像是为赵辩解，但实质却是将嫌疑指向了袁。王治馨竟敢出卖袁大总统，他也真是活腻了。

于是，袁世凯收到肃政史呈上的王治馨贪渎报告后，如获至宝。马上批复，由大理院开庭判决，处以死刑。从判决到执行，没超过24小时，办理之迅速，前所未有。

此外，虽然平政院和肃政厅都有监察职能，大总统对其裁判却有最后的决定权，因此，它们实际上是袁世凯的御用机关。袁世凯暴死后，1916年6月13日,“辫子军”统帅张勋闹复辟，胁迫黎元洪解散国会,肃政厅也同时被裁撤了。

腐败玩到极致

肃政厅裁撤后，北洋政府机构的监察职能明显弱化，加上大总统独裁权力日益加强，历届军阀政府走马灯似地更迭。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等各届总统，都曾公开地进行各种贿买和贪污。国会多次被解散，贪腐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上梁不正下梁歪，各级政府机构和普通官吏的贪污腐败行为也不可计数。其中，最为“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行贿和贪污受贿案，当属曹锟贿选总统。

曹锟是在袁世凯死后被拥为直系军阀首领的。为赶走黎元洪，登上大总统宝座，直系军阀纷纷发出要进行总统选举的呼声。

根据《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选举会必须有参、众两院三分之二的议员出席才能召开，当时的国会议员共有870名，也就是说，总统选举会的法定出席人数至少应有580名。而为了抵制曹锟发起的总统选举，孙中山派人到北京活动，欢迎议员们南下广州；军阀卢永祥也派人到天津设立议员执行处，以每月300元薪金的待遇动员议员南下上海；东三省议员也随张作霖回到了东北。这样，总统选举终因人数不足而无法举行。

1923年6月上旬，曹锟见无法利用正常政治秩序达到自己当总统的企图，于是就招募流氓组成“公民团”，天天组织集会，要求黎元洪“即日下台”，又唆使冯玉祥等中级军官300人到黎元洪家索要军饷，逼迫威胁，动摇其意志。6月13日，黎元洪在纷扰之中被迫出走天津。

同时，为了把出走的议员们拉回北京，曹锟决定用金钱来收买选票，他在甘石桥成立了“议员俱乐部”，以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一手包办，掀开了贿选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