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旧闻新说（第6/12页）

这些经历让景大启甚为感慨。当时还有一名洪洞人刘子林也在山东为官，景、刘二人相商后，遂起创修古大槐树遗迹之意。二人在山东募得纹银390两，寄回洪洞托人维修广济寺残存之塔基，并修建古大槐树纪念亭，然而未等工程完工，银两耗完，创修大槐树遗迹之事只好停顿。恰好此时曾在河南确山、登封等县任知事的洪洞人贺柏寿致仕还乡，又募得钱300余吊，使得创修大槐树遗迹建设继续进行。民国二年（1913年），三人完成了包括大槐树、碑亭、茶室和牌坊在内的遗迹创建，从此“洪洞大槐树”开始有迹可寻。而在此之前，自认是大槐树移民后裔的他乡客来到洪洞，虽有“不胜故乡之感”，但无处可觅先祖出发处，只能站在汾河边上“抚景流连”。

创修大槐树遗迹的景大启在确定地点时依照的依然是“故老之传闻”，他在《重修大槐树古迹碑记》中说：“古大槐树子在敝庄广济寺之西，即世所谓迁民处也。”

就在洪洞士绅创修大槐树遗迹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令本地人对大槐树更加刮目相看的事情：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派卢永祥进攻山西民军，卢部所到之处，肆意抢掠，在与洪洞比邻的赵城（后并入洪洞县），“无贫富贵贱，一律被抢，不余一家，不遗一物”。如此抢掠三日后，卢部南下洪洞，“车四百辆，骆驼三百头，马数千蹄，负包担囊，相属于道”，留下赵城“城无市，邻无炊烟，鸡犬无声”。然而到了洪洞后，卢部却秋毫不犯，途径古大槐树处，士卒还纷纷下马罗拜，“低徊不忍去者久之”。究其原因，乃是“群目为祖宗里居所在地，弗扰也”，贺柏寿等人由此也感到，大槐树实有“御灾捍患之功也”。

洪洞地方士绅创修大槐树遗迹的同时，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也正在快速向现代转型，民族国家的概念开始出现在上层知识分子的头脑中，包容儒学、诸子与黄帝的“国学”迅速形成。在“反满救汉”的旗帜下，“尊黄”思潮风行一时，革命党人把西方的民族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夷夏观”结合，推崇黄帝为汉民族始祖，大量关于黄帝的论述和专著随之出现，如刘师培的《黄帝纪年论》《攘书》，黄节的《黄史》，陶成章的《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夏曾佑的《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此外还有革命性很强的《黄帝魂》等专著。同时，《国粹学报》《新世纪》《民报》《浙江潮》《警世钟》《新湖南》等报刊上也都发表了许多关于“黄帝”的言论，黄帝这个远古时代传说中的人物，在民族主义的萌发下，被革命党人塑造成了一个民族国家所需的“民族始祖”。

对于这一现象，孙隆基在其《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中分析说，“尊黄”乃是清末民初的中国人为了民族国家的建构而新发明的一种“崇拜”，黄帝崇拜的叙事由古代、现代、本土、外来的因素编织而成，虽然表面上首尾一贯，其实是一个混合语，而且一首一尾都是舶来品。

在这样的潮流中，众口相传的“洪洞大槐树”迅速被纳入到民族主义的话语体系中来。洪洞地方的知识精英利用自己手中的文化权力，对传统的资源进行再造，他们希望把大槐树从一个老家的象征，改造成为一个国族的象征。

民国三年（1914年），贺柏寿在其撰写的《重修大槐树古迹碑记》中说道：“方今民国肇造，社会主义播腾寰区。凡有关民族发达之源者，宜及时表彰，藉识人群进化之由，俾免数典忘祖之诮。然则吾邑大槐树处之待于揭诸者，顾不重哉。”

民国六年（1917年），大槐树第一次出现在了洪洞县志中，在其卷7《舆地志?古迹》中，“大槐树”等条记为“新增”， 即：“大槐树在城北广济寺左。按《文献通考》，明永乐间屡移山西民于北平、山东、河南等处。树下为集会之所。传闻广济寺设局驻员，发给凭照川资，因历年久远，槐树无存，寺亦毁于兵燹。民国二年邑人景大启等募赀竖碑，以志遗迹。”

民国十年（1921年），景大启又编撰了《洪洞古槐树志》百余本行世。十年后，洪洞人柴汝桢在旧志基础上重新编撰，汇为《增广洪洞古大槐树志》一书，时任洪洞知县的柳蓉为之撰写序言，再一次把大槐树与蒸蒸日上的民族主义思潮联系在一起，他认为，无数的人都心系大槐树，“何以故，种族观念使然也……现值大同世界，一本散为万殊，四海皆是同胞，民族合群，共同奋斗，异族罔感侵略，同种日跻富强，遐迩交称曰：古大槐树关系种族，杨国争光，晋乘生色。”

至此，“大槐树已经不再只是山西移民的家园象征，而成为在现代化进程中凝聚整个中华民族的象征，它的意义被提升到团结民族、抵御外侮的高度，成为现代民族主义话语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赵世瑜《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

“偶然”的历史

“周公畏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白居易的这首咏史诗，也许只是发一点诗人特有的感慨，但却道出了历史研究者经常会有的某种困惑。历史的演进，偶然性的因素实在太强了，很多事如果不那么赶巧，历史也许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二战时英法残军困守敦刻尔克，如果希特勒不轻信戈林的牛皮，下令坦克继续猛攻，恐怕连英国人自己也认为，几十万英军小命休矣。德军地面部队的停顿，给了英国人喘息之机，为英国保存了几十万生力军。否则，下一步如果德军进攻英伦三岛，恐怕英国连守卫的都没有。法国已经完了，英国再失败，美国人也未必会参战，那么，反纳粹同盟，自然就无从谈起。二战的历史将会怎样？天知道。

同样，清朝最后一年，其实朝野上下也没有多少人看出清朝要亡。辛亥年虽然革命党人拼命革命，精心设计的广州起义，动员了全党的力量，近乎孤注一掷，结果，广州起义一败涂地。亲自领军奋战的副领袖黄兴负伤，领袖孙中山远避美国。可是，群龙无首的武昌新军，在谁都没有料到的情况下，起哄一闹，居然大获成功。这个武昌起义，本身就是一连串偶然事件的集合。

如果不是起义爆发前几日，起义者在汉口租界试验炸弹失败，他们的据点不会暴露。那么，新军中革命党的领袖，就不会死的死，逃的逃。即使真的策划成了起义，也跟此前多个起义一样，属于密谋家的密谋，参与者严重动员不足，劲头自然不会很大，一举成功的机会也就不大。如果不是传说据点暴露，革命党人花名册落到朝廷手里，那么，新军上下的恐慌，不会如此厉害。道理很简单，谁也没见过花名册，谁知道那里有谁。于是，凡是平时跟革命党人有过接触，或者看过过激宣传品的新军士兵（人数众多），难免不人心惶惶。从战争心理学角度，这种恐慌，实际上等于是一场最好的战争动员——为了自保，人人有拼死的决心。当然，在1911年10月10日那个人心浮动的晚上，如果某位保皇的军官，不去多事，出头训斥躁动的士兵，这层窗户纸兴许也不会有人马上给捅破，拖上两天，士兵发现没事，也许恐慌就平息了。革命党人再想鼓动造反，就没那么容易了。即使士兵们鼓噪起来，如果此时的湖广总督，是个明白人，不是靠走裙带上来的瑞澂，不急于逃跑，稳住阵脚，坚持两天，起义也难以成功。事情都赶到一块儿了，于是武昌起义就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