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重回现场（第10/17页）

但袁宏道是否是真心沉醉在这种看似闲适的雅致生活当中，则无从判断。从他后来的一些行为来看，他应该是一直处于一种矛盾的心态当中，既希望从此远离官场，彻底醉心在自己营造的精致小世界当中，同时又不甘完全忘却世情。他把自己比作是树上的猴子，在树上时，想着树下的饭，在树下时，思量树头的果子。“寂寞之时，既想热闹；喧嚣之场，亦思闲静。”

这在他去世前几年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家闲居六年之后，袁宏道再次出仕，先是担任了礼部主事，后又担任吏部主事，此时的袁宏道表现出难得的积极有为的姿态，力排众议，法办了贪赃枉法的都吏朱国梁。吏部尚书杨时乔正在病中，听闻此事，“惊厥而叹”，称赞袁宏道是“国家之福也”。只是这并未持续很久，一年后，袁宏道去陕西担任主考官，而后就去世在任上。

如果袁宏道的生命再长些，不知道是否会彻底改写之前留给世人那个放荡不羁，闲适雅致的形象，这一点，鲁迅可能更通透些，他说袁宏道“正是一个关心世道，佩服‘方巾气’的人，赞《金瓶梅》，作小品文，并不是他的全部。”

也许，在纵乐的表象下，每一个看到晚明悲剧结局的士人，都依然怀有着这种未曾表露的内心吧。

老鼠：压垮明王朝的一根稻草

1644年的中国，正是明清交替。历史舞台上有三位主角：明朝皇帝朱由检、农民起义军闯王李自成、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或许还应加上一位，明朝的辽东总兵吴三桂。其实，还有一位主角一直为人们忽略：小小老鼠。

1644年，农历3月15日，闯王李自成率大顺军抵达北京城北郊的居庸关。这里是北京城的最后一道天险，然而关隘却无人防守，明朝总兵唐通出降。3月16日，大顺军到昌平。昌平的巡抚何谦逃走，总兵李守自缢。大顺军乘势焚毁了明十二陵的享殿。17日，他们已经到达了阜成门外，将北京城包围。

这时的李自成，令一位投降了自己的明朝太监杜勋入城，要与崇祯皇帝朱由检谈判。在17日的夜里，杜勋向北京城头用箭射了一封信，说明他要见皇帝，太监王承恩将他用绳子系了上来。杜勋告诉崇祯帝，李自成开出的条件是：割西北疆土给他，他另立为王，此后他将不奉诏，不入觐。另外，再给银两100万两犒军，他就可以暂退河南。

接下来发生的事，人人皆知：李自成的队伍势如破竹，在3月18日攻破北京城，朱由检仓皇出逃，在故宫后的景山吊死在一棵老槐树上。

历史在此留下了疑团：以李自成的实力，打败眼前的明朝军队已经根本不是问题，又何必开出“西北王”的谈判条件？如果朱由检真的答应了他的条件，他还真退兵不成？

就在李自成进军北京的路上，二月里，他曾在宁武关与明朝军队有过一场激战。那一仗，明朝守军不过几千人，李自成的人马有几十万，但明军守将周遇吉拼死抵抗，大顺军还曾经中了明军的计，一下子折损几千人。最后李自成用人海战术，前仆后继以数万人的代价，才拿下宁武。

惨胜之后，李自成心有余悸，前面的关隘还有很多，都这样打还受得了？不如先班师回西安吧。不料就在他们想退之时，忽然又收到明朝大同和宣府的总兵的降表，于是又改变计划，决定继续向北京进发。

所以，或许也可以这样推论，连李自成自己都没想到，北京城拿下得如此轻易。他在宁武关遇到的只是一员总兵官的部队，那么防守京城的，岂不是明朝最精锐的御林军？

“老鼠‘消灭’了明朝”

然而，1644年3月李自成所面对的北京，实际已是一座疫病蹂躏的鬼城。后人在讲到明末清初改朝换代的这段历史时，往往都注重讲政治大势，军事攻防，历史学家们很少有人关注到这场发生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北京城的惨烈大疫。

1997年，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的曹树基教授在他的论文《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中，提出了明末华北地区流行的大疫实际就是鼠疫，在2006年他与李玉尚合写的《鼠疫：战争与和平》一书中，又对此观点进行完善补充，明确提出：“老鼠‘消灭’了明朝”。

曹树基的史料根据，大部分来自华北一带清朝末年的地方志。根据他的勾勒，这场大疫，是从崇祯六年到崇祯十七年间流行，发源地大致在山西的兴县，然后到大同，再到潞安。接着，鼠疫传到陕西的榆林等地。崇祯十四年时，大疫传到河北大名府、顺天府等地，那里的地方志上，都有“瘟疫，人死大半。互相杀食”的记载。崇祯十六年，也就是北京城破的前一年，北京也发生大疫。

为何判定北京的这场大疫是鼠疫？曹树基查到的地方志记载和明人当时的笔记，人们称这场大疫为“疙瘩瘟”“疙疽病”，这实际是对腺鼠疫患者淋巴结肿大的称呼，而当时的传染性之烈，“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有一个叫吴彦升的官员，刚准备去温州赴任，他的一个仆人死了。他命另一仆人去棺材店买棺材，久久不见回来，竟然死在棺材店里。有一对新婚夫妇，婚礼之后，夫妇坐于帐中很久没有出来，打开帐子一看，夫妇两人死于床的两头。只有鼠疫才能有如此强烈威力。这场鼠疫，发生在北京城破前一年的二月到九月。

台湾的著名明史专家邱仲麟，于2004年在《明代北京的瘟疫及帝国医疗体系的应变》一文中，对北京的这场大鼠疫有更详细的描述。到崇祯十六年四月时，北京每天死人上万，以至于城门都被运出的棺材堵塞。沿街的小户居民，十之五六死去，死在门口的最多，街头连玩耍的孩子都没有了。有一个统计数字，这场大疫夺走20万北京人的性命，而北京城当时的人口，估计在80万到100万，也就是说，每四到五个北京人中，就死掉一人。“堪称是一场超级大瘟疫”，邱仲麟写道。当时的北京城里盛传种种白衣人勾魂的流言，一到晚上，民间整夜敲击铜铁器驱鬼，“声达九重”，官方也没法制止——这是怎样的一座鬼气森森的城市！

这时候，政府还能做点什么？当时的皇帝似乎已经顾不上这事。虽然在崇祯十六年二月疫情就爆发了，直到了七月，驸马巩永革上疏说，请皇帝“轸念孓遗，亟赐拯救”，这时朱由检才下了一道谕旨，拨银两万两，令五城巡城御史收埋死尸，再拨一千两银子给太医院，医治病民。然而病人、死人太多，这点银子杯水车薪，根本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