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重回现场（第8/17页）

杨武烈的官军入驻，对于吴世济来讲，最大的意义不在于防御“流寇”，而在于他有了一支强大的力量去对付“土贼”。

四月二十日半夜，经过仔细筹划，杨武烈亲率一支精锐部队直奔城外王本仁的老巢而去。不料“神通广大”的王本仁提前接到信报，抢在杨武烈到达之前跑掉了。堂堂官军竟然连个小“土贼”都抓不到，杨武烈不免有点丧气，不过吴世济却已有胜算：王本仁虽然走脱，但此次行动足以打掉这位“土霸王”的霸气。王本仁在颍州、太和一带民愤极大，根本无法藏匿。吴世济断言：“本仁怨家多，旦晚可成擒”。

果然，几天后，王本仁藏匿之所被人发现，杨武烈闻讯后立刻派人抓捕。“土贼”王本仁就此落网。

四月里，吴世济的心情显然不错。“土贼”王本仁就擒，免去了一个心头大患。更重要的是，吴世济一直期盼的减免赋税，这个时候也有了实质进展。出于缓和社会矛盾的考虑，崇祯皇帝下旨：凤阳府遭兵荒的州县，崇祯六、七、八年应征的各类新旧赋税一律停征。此前一月份下达的赋税任务，吴世济拖到三月份才完成，这笔钱自然被吴世济顺理成章地截留下来了。

不过对于吴世济来讲，最大的惊喜是官军首领杨武烈。杨武烈本系儒生，因见社稷将倾，毅然投笔从戎。作为儒将，杨武烈律己律下，甚为严格。因而吴世济和太和县士绅一直担心的“兵祸甚于寇”的局面并未出现。

尾声

1635年，以帝号纪年则为崇祯八年。这一年，无论对崇祯皇帝还是对吴世济而言，都是颇为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里，凤阳皇陵被焚，作为朱元璋的子孙，崇祯皇帝朱由检当然清楚朱家“祖坟”被毁的意义。十月初，一贯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第一次颁布“罪己诏”，向天下臣民承认自己的错误。可这个举动根本无法挽救局势。正如凤阳皇陵被焚背后暗示的政治寓意一样，明王朝此后内忧外患愈演愈烈，最终走向灭亡。

对吴世济而言，这也是颇为不平凡的一年。在任太和县令之前，吴世济未做过县令，更没有有任何军事指挥经验。在“流寇”压境之际，一介书生的吴世济全力协调官、绅、民、兵之间的关系，为太和县构筑起了一个坚固的防御体系，顶住了“土贼”与“流寇”进攻与骚扰。四年之后，吴世济任满离任。太和县士绅百姓立碑以记其功德。

袁宏道：一个晚明士人的生活转轨

袁宏道放荡不羁，雅致闲适的表象之下，是一个挣扎彷徨的内心，这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一代士人精神转轨的写照。

公元1595年，袁宏道提笔给自己的舅父龚惟长写下一封书信，在信中，他直言不讳地列出了世间最值得留恋的“快活”事：看遍世间的美色，听遍世上的乐曲，尝遍世间的美味，每日大宴宾客，男女混杂，相互嬉闹，千金买舟，带上鼓乐妓妾，浮游湖海……

这个万历年间最知名的才子，并不知道，这封短短只有数百字的书信注定超越一封家书的意义，成为那个时代享乐主义的宣言书。如果说，在此之前，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每个读书人的人生哲学和生活逻辑的话，那么此时，纵情游乐，狂宴欢舞，也成为他们人生的重要组成。而这不仅仅是袁宏道个人的价值追求的更迭，更是一代士人精神转轨的写照。

一个苦闷的县令

袁宏道写这封著名的家信的时候，正在明帝国最富庶的苏州吴县担任县令，时年28岁。自1573年开始的万历时代虽在政治上日趋保守，但在经济上正日华灿灿。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能够在刚刚入仕之时就执掌一个如此富庶的区域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情。他自己起初也颇为得意，在他给自己的哥哥袁宗道的信中，他不无夸张地写到，“弟已令吴中矣！吴中得若令也，五湖有长，洞庭有君，酒有主人，茶有知己。”这个出身于湖北公安名门望族的才子二十一岁乡试中举，四年之后就进士及第。此时的仕途更是一片光明。

但仅仅几个月之后，他就厌倦了这样的官场生涯，他甚至把做县令比作是人生最大的苦差。“上官如云，过客如雨，薄书如山，钱谷如海”，迎来送往的官场应酬，加之不堪负重的繁文缛节，让他连连向最亲近的好友们诉苦，“苦哉、苦哉！难矣，难矣！”

在吴县大堂之上，这位县令留下最多的并不是治理县境的文告，而是一封封发给朋友的诉苦信。他给沈存肃说，“作吴令，无复人理，几不知有昏明寒暑矣！”他给湘潭知县何起升说，“若夫吴令，直若吞熊胆，通身是苦矣。”他给安福知县杨适筠说，“吴令甚苦我，苦瘦，苦忙，苦膝欲穿，腰欲断，项欲落。”

这不仅仅是一个年轻县令的公务劳顿之苦，更是一种精神压抑的折射。自明中叶以来的制度崩溃之态已经愈演愈烈，皇帝怠政、内侍擅权，加之文官集团内部矛盾重重，政治派系林立，相互倾轧，导致大小官员动辄挂冠而去，以至于政坛一度罕见地出现了缺官的怪状。

早在1580年，云南姚安知府李贽已经用弃官而走的行为诠释了这种苦闷。那时候，李贽53岁，正是官运亨通之时。但这位晚明最知名的思想家不甘于被这种世俗的功名所束缚，他希望摆脱，这并非出于传统的江湖与庙堂的对立情绪，而是一种心性伸张的突破。

传统的政治体系已经凝固，而新生的个体自由又无从展开，于是这位思想家走上了离经叛道的道路，这反而为他赢取了更大的声望。显然，他的行为和言论在士大夫当中引起了广泛的精神共鸣。这一点从其后来越来越高的声望，以及落发为僧后的境遇就可知，在他辗转官场之时，曾经一贫如洗，而如今以著书立说为业，则得到上至尚书、侍郎、下到总督、巡抚的资助。

当1588年，袁宏道第一次去拜见这位名士之时，他已经落发为僧，寄居在湖北麻城一个叫做芝佛院的寺庙之中。袁宏道对他崇拜有加，视他为精神导师。尽管长久以来，李贽一直被道学家们咒骂为疯子，袁宏道对李贽过于放浪形骸的作为也曾不以为然，但这并不影响这个年轻人与之交往，并将这种崇敬之情维持一生。

刚刚入职一年多，袁宏道就深切感受到自己的老师曾体会到的那种束缚，但他没有像自己的老师那样张扬，只是一遍一遍地向上司苦苦哀求辞职，一会是以家有丧事为借口，一会又声称自己身体完全无法承受公务的要求，但都未得应允。直到真正一场大病来临，卧床数月不起，他的辞职请求才获得了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