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叠压与并立：从“爵—食体制”到“爵—秩体制”（第12/18页）

第一种解释

第二种解释

下面，为第二种解释提供进一步论证。《商君书·去强》：“兴兵而伐，则武爵武任，必胜；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在这段话中，“武爵”是一事，“武任”又是一事。“武爵武任”是说凭军功授爵、凭军功授官，而不是先凭军功授爵、再凭爵级授官；“粟爵粟任”是说凭出粟授爵、凭出粟授官，而不是先凭出粟授爵、再凭爵级授官。也就是说，得爵与授官，是二中择一的“可选项”。又同书《靳令》：“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四寸之管无当，必不满也。授官予爵出禄不以功，是无当也。”这“使民以粟出官、爵”，也是官、爵各自与“功”相联系。同书《境内》篇的“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乃得入兵官之吏”一句，也应作同样理解，把“赏爵一级”和“入兵官之吏”视为两个“可选项”。

又《墨子·号令》：“又用其贾贵贱多少赐爵。欲为吏者许之；其不欲为吏，而欲以受赐赏、爵禄，若赎出亲戚、所知罪人者，以令许之。”在战争中曾向官府贡献了财物的居民，在战后官府将依其贡献大小投桃报李，进行赐赏、赐爵；若肯放弃赐赏、赐爵，还可以为吏；所得赐赏、爵禄，可以用来赎罪。总之，赐赏、赐爵、为吏，都直接与贡献挂钩(81)；不是“爵”而是贡献，构成了“为吏”的直接条件。朱绍侯先生这样解释《号令》篇中的相关文词：“按其支援的物资的多少贵贱而赐爵，愿意为吏者，按爵位的高低授予不等的吏职。”(82)可是在《号令》原文中，并没有“按爵位的高低授予不等的吏职”的意思，朱说属于过度诠释。《号令》所云，相当于《商君书》所说的“粟爵粟任”；而《商君书》所说的“武爵武任”，也当作此理解。裘锡圭先生指出：“爵和官是两个系统，但是有功劳应受奖励的人，往往可以在受爵和为官吏这两条道路里任选一条。”(83)裘先生辨析毫发，其“任选一条”之说堪称的论。那么《商君书》、《韩非子》、《墨子》三书，都不能证明秦国的爵级构成了官资，而是相反。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傅律》中有这样一条律文：“当士为上造以上者，以适子；毋适子，以扁妻子、孽子，皆先以长者若次其父所以，所以未傅，须其傅，各以其傅时父定爵士之。父前死者，以死时爵。当为父爵后而傅者，士之如不为后者。”(84)高敏先生认为：“这条法律条文十分宝贵，……说明高爵者之子在继承其父爵位以后，有为官的权利，即秦时爵与官的合一的状况还在继续。《二年律令》止于高后二年，则至少在此年之前，仍实行官爵合一的制度。”(85)若“高爵之子”真的“有为官的权利”，那么我想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律文。然而“当士为上造以上者”这句话中的“士”，以及“各以其傅时父定爵士之”、“士之如不为后者”中的“士”，含有“为官”的意思吗？朱绍侯先生就认为，从上下文分析，这个“士”只能作“继承”解(86)。张荣强君也是以“继承爵位”来解释这个“士”字的(87)。那么《二年律令·傅律》上述条文，还不能证明高先生“继承爵位后就有为官的权利”的判断。

由此看来，依爵补吏的制度其实相当暧昧。在二十等爵产生后的一段时间里，有爵者的做官机会可能较大，但那恐怕只是一时之事，而且所任应该主要是军吏，军爵本来就是从军职来的。张金光先生说得很公允：“一般说来，在军内，军功爵与军吏往往是比较一致的。获得一定级数军功爵者，入军中可任相应军官。……然而在政治舞台上，官、爵关系就表现得比较疏阔。”(88)无论如何，“以爵为官”的制度在秦汉并没有发展起来。秦国有爵的士兵数量大概不少，秦汉间赐爵更为猥滥，汉廷进而普赐民爵，满天下都是有爵的人，若让他们全做官的话，就剩不下多少种地当兵的人了。

汉武帝曾采用过一些措施，给了人们“依爵补吏”的感觉：

1.《史记》卷三十《平准书》：有司言：“天子曰‘……议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减罪’。请置赏官，命曰武功爵。级十七万，凡直三十余万金。诸买武功爵官首者试补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减二等；爵得至乐卿：以显军功。”军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杂而多端，则官职秏废。（《索隐》：官首，武功爵第五也，位稍高，故得试为吏，先除用也。千夫，武功爵第七；五大夫，二十爵第九也。言千夫爵秩比于五大夫、二十爵第九，故杨仆以千夫为吏是也。）

2.《史记》卷三十《平准书》：法既益严，吏多废免。兵革数动，民多买复及五大夫，征发之士益鲜。于是除千夫、五大夫为吏，不欲者出马；故吏皆适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

3.《史记》卷一二二《酷吏列传》：杨仆者，宜阳人也。以千夫为吏。河南守案举以为能，迁为御史。（《集解》：《汉书音义》曰：“千夫若五大夫。武帝军用不足，令民出钱谷为之。”）

上述史料显示，汉武帝时有“诸买武功爵官首者试补吏”、“军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除千夫、五大夫为吏”的做法。程大昌也看到：“自秦及汉初，凡有爵者皆得除罪，然不得为吏也”，而汉武帝时“则遂得以买爵入官矣”！(89)

这不就是依爵做官吗？如何认识这些做法呢？细审其事，我们仍能发现：第一，以爵入官只发生在出资出马的“买爵”场合；而这种“买爵”被认为与军功相若，民众出资被看成是对国防的贡献，国家所以要用爵级来酬报。第二，汉武帝为此另行制定了“武功爵”，专供买卖。如朱绍侯先生所说，另设武功爵“是想使军功爵制借尸还魂，以提高军队的士气。”(90)西汉的二十等爵变成了一个身份系统，其褒奖军功的特定性淡多了，所以要另外专设武功爵。那也显示，“补吏”其实是与军功或与出资、出马相关的，出资出马被认为与军功相若。第三，“于是除千夫、五大夫为吏，不欲者出马”的记载还表明，当时还有强迫“千夫及五大夫为吏”的做法，不想为吏就得出马。西汉马价有5454钱的，有5380钱的，有5884钱的，最贵有15万的(91)。可见“为吏”的好处未必很大。这也跟历史早期的观念有关：“为吏”虽是个跻身政坛、建功立业的机会；然而也可以看成一个差使、一种服役，甚至一份额外负担的。《傅子》云：“入粟补吏，是卖官也。”(92)可那是后人的观念，在先秦至汉初那不被认为是“卖官”，“入钱谷”乃是对国防的贡献，与军功相若，理应酬以爵号吏职，不是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