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分等分类三题之三：品位结构中的士阶层（第11/16页）

(54)《新唐书》卷四五《选举志下》：“凡千牛备身、备身左右，五考送兵部试，有文者送吏部。”

(55)《新唐书》卷五○《兵志》：“京师人耻之，至相骂辱必曰侍官。”按《隋书》卷二四《食货志》：周武帝“建德二年（573年），改军士为侍官。”“侍官”乃天子侍从之称。王仲荦先生认为，北周府兵称“侍官”，是其身份提高的标志。见其《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80页。唐朝的“侍官”之称已完全不同了。

(56)勋官的官品是正二品到从七品上，但叙阶仅从正六品上叙起，下至从九品上。勋官子弟的做官待遇，也相对低下。《新唐书》卷四五《选举志下》：“纳课品子，岁取文武六品以下、勋官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子”。文武官五品以上子就可以由门荫出仕了，六品以下官的子弟才走“纳课品子”之途；但勋官三品以下子，就得从“纳课品子”出仕勋官。而且他们不能任清要官。《唐会要》卷六七《伎术官》：“有从勋官品子、流外国官、参佐亲品等出身者，自今以后，不得任京清要著望等官。”中册1183页。

(57)唐朝门荫本来只看父祖官品，而不区分其父祖官阶之文武。以门资入仕者，多从卫官如亲卫、勋卫、翊卫起家。在服役期满进入仕途时，才有了文武之分：或从“文简”，即从吏部出仕；或从“武简”，即从兵部出仕。但唐后期因三卫猥滥，唐武宗便下令：“入仕之门，此途最弊。自今以后，但令武简，其文简并停。”唐武宗：《加尊号后郊天赦文》，《全唐文》卷七八，第819页上栏。

(58)宁可：《宋代重文轻武风气的形成》，《学林漫录》第3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9页以下。

(59)刘禺生：《世载堂杂忆·左宗棠与樊云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4页。

(60)《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

(61)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以下。

(62)吴晗、费孝通等：《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9页；又天津人民出版社198年版，第9页。

(63)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64)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113页。

(65)那些设置，包括干部等级制度、单位制度、户口制度、行业制度等等。李强先生指出：“干部分层是中国社会分层的本位体系，其他的社会分层是依据干部的垂直分层而划分的”，见其《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392页。又参北京大学社会分化课题组：《现阶段我国社会结构的分化与整合》，《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李路路、王奋宇：《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李培林主编：《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周翼虎、杨晓民：《中国单位制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85-86页；许欣欣：《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131页；陆学艺等：《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张静：《阶级政治和单位政治》，收入周晓虹主编：《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11页；李毅：《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美国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中译本电子版，第3章第10页；李春玲：《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经济地位测量》，《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等等。

(66)翟学伟：《中国社会中的日常权威：关系与权力的历史社会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

(67)韩愈：《原道》，《韩昌黎文集校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9页。

(68)杨夔：《复宫阙后上执政书》，《文苑英华》卷六六九，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3242页上栏；《全唐文》卷八六六，第9075页上栏。

(69)王毓铨先生指出：“以人身为本的徭役和贡纳重于以土地为本的田租（赋、粮）。不仅重，而且重得多”，“官与民之不同处很多，其主要之点是看他是否向皇帝当差。”见其《中国历史上农民的身份》，收入《莱芜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68、365页。

(70)张显清：《明代官绅优免和庶民“中户”的徭役负担》，《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

(71)《大明会典》卷七八《学校》，文海出版社1988年版，第3册第1239页上栏。按明朝官宦生员免役，只免杂役，不免里甲正役。参看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

(72)“在京官员，一品免粮三十石，人三十丁；二品粮二十四石，人二十四丁；三品粮二十石，人二十丁；四品粮十六石，人十六丁；五品粮十四石，人十四丁；六品粮十二石，人十二丁；七品粮十石，人十丁；八品粮八石，人八丁；九品粮六石，人六丁。在外官员，各减一半。教官、举、贡、监生、生员，各免粮二石，人二丁。……以礼致仕者，免十分之七；闲住，免一半。犯赃革职者，不在优免例。”《清世祖实录》卷三七，《清实录》，第3册第303页上栏。

(73)清廷后来实行“摊丁入亩”，但某些地方仍有丁税，那些地方的绅士依然拥有免役特权。特权扩大到绅士的家族成员，例如贵州黎平府学的一块碑文记“凡生员之家，一应大小差徭概行永免”；某些地方还扩大到童生，例如吴嘉炎治下的广东普宁和儋州，儋州“旧例，儒户悉免徭役，故俗以应试为荣，童卷至数千”。参看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38页以下。

(74)《学政全书》卷二五《优恤士子》，《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第828册第656页下栏。

(75)《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二○，嘉庆十六年（1811年）上谕，《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第808册第941页。

(76)《礼记·王制》：“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郑玄注：“不征，不给其繇役。”《十三经注疏》，上册第1342页上栏。照这种说法，周代进入国学的青年人——他们当然都是贵族子弟——并不承担平民的徭役。就《周礼》等书看，国子生另有职役，如值宿、当差和从征等，但那与井田农民的兵役、徭役并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