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西汉郡国官的秩级相对下降（第7/9页）
汉代郡县长官秩级下降或相对下降，当然也跟国土拓展、经济繁荣、人口增殖造成的郡县普设、同级行政单位大大增加有关；不过王朝本来也有另一种选择，即增设郡县而不降其秩。但王朝没那么做，非压低其秩级不可，那就不是没有意义的了。
总之，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变化线索：中央官秩级扶摇直上，王国郡县同类官职的秩级却相形失色，二者成反比。史载：“孝文时……其二千石长吏亦安官乐职，然后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后稍稍变易，公卿以下传相促急，又数改更政事，司隶、部刺史察过悉劾，发扬阴私，吏或居官数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错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怀危内顾，壹切营私者多。二千石益轻贱，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过，增加成罪，言于刺史、司隶，或至上书章下；众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则有离畔之心。”(51)随司隶校尉和十三州部刺史的设置，中央对郡守二千石控御与监管的大为强化，二千石长官“益轻贱”，战战兢兢，临渊履薄。王国官也逐渐沦为“左官”，员额惨遭削减、秩级不断下降。由此，中央朝廷对地方的政治强势，全面确立。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劳动工资和职工保险福利卷（1953—1957）》，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年版，第488页以下。
(2)韦正等：《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墓的发掘与收获》，《考古》1998年第8期。
(3)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遣策，记有安车一乘、大车一乘、辒车二乘、辌车二乘，是“驾六马”的，见何介钧主编：《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第一卷《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51-52页。
(4)马王堆一号汉墓遣策，记有“酑羹九鼎”一套，参看俞伟超先生的讨论，《马王堆一号汉墓用鼎制度考》，收入湖南省博物馆编：《马王堆汉墓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65页。
(5)按陈直先生怀疑王国“郎中令秩六百石”的记载，认为“郎中令秩二千石，在王国则秩千石，不应为六百石，故知原文有脱落”。见其《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6页。我想郎中令的秩级不妨有变，若无确证，还是不能断为脱落的。
(6)《续汉书·百官志五》：“郎中令一人，仆一人，皆千石。”则东汉郎中令复为千石了。
(7)《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
(8)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十五A，1997年版，第100页。
(9)《后汉书》卷五《安帝纪》注引《续汉书》、卷十四《宗室四王三侯传》注引《续汉志》等，均称中大夫秩比六百石。又《后汉书》卷五五《章帝八王传》注引《续汉志》作“中大夫，秩六百石”，不脱“中”字而脱“比”字。
(10)萧亢达：《从南越国“景巷令印”、“南越中大夫”印考释蠡测南越国的官僚政体》，《广东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11)赵平安：《秦西汉官印论要》，《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3期。
(12)《史记》卷五四《曹相国世家》。勾承益先生认为此事在惠帝元年之后。见其《西汉前期刘氏诸侯王的“相”》，《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13)当然也要看到，王国“丞相”虽降为王国“相”，实权反倒增大了。马雍先生指出：“自从景帝改‘丞相’为‘相’以后，诸侯王的直接统治权完全被剥夺，王国朝廷的高级官吏统统由中央任命，似乎级位稍降，而权力却大为提高，实际上已成为王国最高的统治者。”见其《轪侯和长沙国相国——谈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主人身份和墓葬年代的有关问题》，收入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汉墓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页。改名“相”、给其秩级，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增大王国相的实权，也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两个措施的目的是一致的。
(14)参看《汉书》卷六《武帝纪》。
(15)《汉书》卷八九《循吏黄霸传》。
(16)孙慰祖、徐谷富编：《秦汉金文汇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页。
(17)《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上》。
(18)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的《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释文修订本），仍把这些条文放在《置吏律》部分。第38-39页。
(19)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0-11页。
(20)《汉书》卷八《宣帝纪》、卷八九《循吏黄霸传》。
(21)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郡太守不尽二千石》条及《郡有美恶守有高低》条，第281页以下。
(22)参看严耕望：《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第39页；谢桂华：《尹湾汉墓所见东海郡行政文书考述（上）》，收入连云港市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尹湾汉墓简牍综论》，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
(23)连云港市博物馆等：《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79页。
(24)谢桂华：《尹湾汉墓所见东海郡行政文书考述（上）》，《尹湾汉墓简牍综论》，第31页。
(25)杨际平：《汉代内郡的吏员构成和乡亭里关系》，《厦门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26)《后汉书》卷三七《丁鸿传》：“时大郡口五六十万举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万并有蛮夷者亦举二人，帝以为不均，下公卿会议。鸿与司空刘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阶品，蛮夷错杂，不得为数。自今郡国率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四十万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
(27)据葛剑雄先生研究，汉武帝时人口负增长的年份居多，其人口的最低点是3200万。按正常的年平均增长率计，汉武帝时期损失人口1558万。当然人口不等于户口。汉昭帝初年核定户口，可能只有2000多万。是所谓“户口减半”。汉宣帝地节元年（前69年），户口上限已达约4700万左右。见其《中国人口史》第1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75页以下。
(28)可参看崔在容：《西汉京畿制度的特征》，《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但此文没有涉及京畿官职的秩级问题。
(29)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十五A，1990年版，第98页。
(30)《汉书》卷五十《郑当时传》。
(31)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第3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