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中国国民性探源 第十四章 秦始皇：历史下的蛋（第10/13页）

张贴在秦国各地的商鞅律法中，引人注目的有如下一条：“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意思就是说，做生意赔了本、欠了钱的商人，或者因不努力耕种土地而破产的农民，都要被罚做奴隶。在商鞅的爵位制改革中，也明确规定什么爵位可以役使多少名奴隶。

在统治手段上，儒家学派主张用西周的礼治，即血亲伦理原则来约束社会。法家学派却认为，在人欲横流的时代，礼治的力量已经不可依靠。他们从人的劣根性出发，提出严刑峻法的统治思路。他们认为人性本恶，百姓都是自私自利的愚蠢之徒，官吏则各谋私利。近者如夫妻、亲者如父子都不可相互信赖。因此，君王不能依靠“仁义、道德”进行统治，而必须采用奖罚，以法律进行统治。法家学说认为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可以不择手段。法家崇尚“法、势、术”，即“以法刑人、以势压人、以术驭人”。

商鞅改革的基本思路是“轻罪重罚”，通过严刑峻法来恐吓控制人民。他所制定的法律异常严苛残酷，人们一举手一投足都可能犯“法”，越来越多的平民沦为奴隶，并且永世不得翻身。秦国的农田、工地上，到处布满了衣衫褴褛的奴隶的身影。从新出土的秦简所载的法律条文看，商鞅变法之后，秦国买卖奴隶情况十分普遍。甚至普通人家，有的也拥有一到两个奴隶。关于夏商周三代是否是马克思所定义的奴隶社会问题，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越来越多的史学家认为，三代之时，奴隶劳动不过是个别现象。不过，受商鞅变法的影响，秦代和以后的汉代却成为中国历史上奴隶数量最多的时期。《战国策·秦策四》谓当时各国“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臣妾，满海内矣”。有的历史学家甚至在详尽论证了当时奴隶数量很大，且在各类生产上普遍使用的情况后，提出了这段历史应定性为奴隶制社会的问题。（衷锡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

从这一事实我们可以清楚看出，梭伦和商鞅对待“平民”的态度是完全相反的。一个是解放，另一个是囚禁；一个是从野蛮上升为文明，一个是从文明下降为野蛮；一个是通过让步来换得社会和解，另一个是通过血淋淋的专制来提高国家控制力。在战国时代的秦国，早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那层温情脉脉的血缘面纱完全被扯掉了，人们公然而且坦然地奴役着原本和自己平等的人。《商君书·错法篇》载：“同列而相臣妾者，贫富之谓也。”说得是那样理直气壮。

除了“公民权利”之外，两大改革的另外一些基本内容，也是背道而驰。

希腊改革贯穿着一个基本精神，就是“重商”。梭伦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工商业的措施，他颁布法令：来雅典定居的外邦手工匠人可以获得公民权。他还特别鼓励手工业品的出口。这些经济改革措施有力地促进了雅典经济，特别是出口的迅速发展。

而商鞅变法的一个核心精神是“抑商”。本来，春秋战国之时，商业已经获得空前发展，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大商人，如前越国大臣、后下海经商的范蠡，就被后人称为商人的鼻祖陶朱公。（《史记·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许多商人富甲海内，拥有很大社会影响力，甚至令国君也不得不折节下之。比如孔子的徒弟子贡就是这样一个成就非凡的大商人：“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

但是商鞅对商人却深恶痛绝。商鞅认为，农业才是生产财富的根本，商人只是社会的寄生虫。他制定了一系列歧视性规定，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他宣布“废逆旅”，即废除旅馆，使外出经商的人没有住处。他用重税限制农民弃农经商，指出“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加重关市税收，那么农民就会讨厌经商，商人也会有退缩之心。商鞅对那些弃农经商的人给予重罚：“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商鞅甚至还要求“壹山泽”，由国家垄断山泽之利，实行一定程度的计划经济。（《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书·垦令篇》）

任何一场改革的核心内容都是打击旧势力。商鞅和梭伦两大改革的唯一共同点在于都严厉地打击了旧贵族制度。不过，他们打击的手法迥然不同。

“减负令”只是一个救急的治标之策。希腊社会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贵族们垄断了政治权力，贵族会议拥有无上权威，议员的产生都以门第为准。贵族们因此得以肆无忌惮地侵犯平民的利益。因此，要从根本上消除危机，必须赋予平民以参政权。

梭伦根据年均收入，而不是出身，把人分成四个等级：第一等级，年收入50麦斗；第二等级，年收入30麦斗；第三等级，年收入20麦斗；第四等级，年收入在20麦斗以下。他规定，四个等级的人都有选举权，都可以参加公民大会和民众法庭。不过他们的政治权利是不平等的：第一、二等级的人，可担任高级官职；第三等级的人，可担任低级官职；第四等级的公民不能担任官职。

这一制度并未实现公民之间的真正平等，但它毕竟消灭了血缘和门第差别，打破了贵族依据世袭特权垄断官职的局面，为穷人参政铺平了道路，这一点非常重要。正是在梭伦改革奠定的基础上，克里斯梯尼和伯里克利继续扩大平民的权力，最终废除了一切关于行政官职任选的财产限制，规定每个公民在法律上都享有平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除此之外，梭伦还多方面保护平民的利益。他对于平民打井、挖渠、植树乃至放蜂的权利都做了规定，以防止贵族依仗权势欺压平民。他还建立了申诉法庭，使贵族欺压平民时，后者有处申诉，从而保护了平民的经济利益。

法家的改革思路同样是反对血缘和门第。

在商鞅开始改革的时候，秦国社会仍然笼罩在浓厚的宗法制氛围之中，贵族爵位世袭不变，血缘决定了一个人终身的穷富贵贱。这种制度使得上层社会骄奢淫逸，唯以榨取民脂民膏为务。

在法家学派看来，西周王朝赖以建立的血缘宗族制度，已经暴露出其致命缺陷，不适应列国征战的竞争时代。这是因为，第一，如前所述，血缘纽带必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松弛，不利于中央对地方长期的有效控制。西周的灭亡已经最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以血缘为基础的统治制度，使统治者只能依靠血缘亲疏来决定权力任命，不利于选拔真正的人才，来增加国家的竞争力。生下来就可以获得爵位俸禄，也使贵族们不思进取。而底层社会进身无门，严重压抑了整个社会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