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之一炬（第20/26页）

“瞧，”她说，“就是六个大男人吹着喇叭从这屋里横穿过去，她都注意不到。”

我几乎可以肯定坎贝尔小姐的问题是心理上的，而非生理，但我还是给她做了个完整的全身检查——至少，在无须为这瘫软而笨拙的病人宽衣的情况下，算足够完整了。

“不过最糟糕的是她发完愣以后。”我跪在地上检查坎贝尔小姐的足底反射，考登小姐蹲下来告诉我说。那双脱去鞋袜的脚闻起来有点湿腐的味道。

我用指甲依次在她两个脚底重重地滑过，观察她是否有巴宾斯基反射，用以诊断脑部病变。她没有。她的脚趾受到刺激后很正常地屈曲了起来。

“之后会怎样？牧师说她会尖叫？”我站了起来，“你能给我一支点燃的蜡烛吗？”

“哦，没错，尖叫，”考登小姐连忙就着炉火点亮了一支长蜡烛，“她叫得可吓人呢，一直不停地叫到累垮了为止。然后她就会睡下——一直睡啊睡——睡到一觉醒来便跟啥都没发生过一样。”

“她醒来就什么都好了？”我一边问，一边在离病人眼前几寸远的地方慢慢地来回晃动烛火。火焰靠近时，她的瞳孔会自动收缩，而虹膜则一动不动，无视火焰的运行。我感到手痒痒的，好想握住眼底镜结实的手柄，仔细看一看她的视网膜，无奈却没有如此的好运。

“嗯，也不是都好了。”考登小姐慢条斯理地说。我面向病人转身看着她，她耸耸肩，亚麻衣衫之下，她厚实的肩膀显得很有力。

“她脑瓜子傻傻的，小可怜，”她就事论事地说，“快二十年了，一直这个样儿。”

“你不会一直照顾了她这么久了吧？”

“哦，没有。坎贝尔先生从前住本泰兰的时候找了个女人照顾她，可她不年轻了，没想要离开家。所以啰，当牧师决定接受传教士协会的工作，带他妹妹一起去西印度群岛时——他便贴出广告为妹妹找一个愿意旅行、强壮又本分的女人做贴身使女……这么着，我就来啦。”考登小姐冲我一笑，似在炫耀她的美德，露出了中间有缝的门牙。

“西印度群岛？他准备带坎贝尔小姐坐船去那儿？”我不无震惊。就我对航海旅行的条件的了解，我明白如此的航程对一个健康的女人来说都是相当的考验，何况这个女人——不过转念一想，考虑到各方面因素，玛格丽特·坎贝尔兴许比一个正常的女子更能经受如此的考验——至少在她的恍惚状态之下。

“他觉得气候的改变也许对她有好处，”考登小姐解释说，“带她离开苏格兰和所有那些可怕的回忆。要我说吧，他早就该这么做了。”

“什么可怕的回忆？”我问。从考登小姐眼里的光芒我看得出她很想告诉我。这时候我已做完了检查，结论是，除了缺乏运动和不良的饮食，坎贝尔小姐在生理上几乎没有问题。不过她的经历说不定能为治疗找到头绪。

“唉，”她开始讲起故事来，一边怯怯地移向桌边，桌上的托盘里摆着一瓶酒和几个杯子，“那也是蒂莉·罗森跟我讲的，她就是以前一直照顾坎贝尔小姐的人。不过她跟我发誓那都是真的，她可是个虔诚的女人。您要不要来点儿甘露酒，夫人？牧师慷慨地准备了招待您的。”

屋里唯一的座椅被坎贝尔小姐占了，我和考登小姐于是不太雅观地坐到床上，肩并肩地面对着眼前那静默的身影，嘬着黑莓甘露酒，她给我讲起玛格丽特·坎贝尔的故事。

玛格丽特·坎贝尔出生在本泰兰，离爱丁堡不到五里路的福斯湾对岸。一七四五年，查尔斯·斯图亚特开进爱丁堡准备重新夺取他父亲的王位的那年，她十七岁。

“她父亲是保皇党的，当然，而她哥哥在政府军团当兵，正行军北上去平定邪恶的叛党。”考登小姐抿了一小口酒，慢慢地品味着，“可玛格丽特小姐却不同，她追随的可是美王子，还有他的高地战士们。”

尤其是其中的一位高地战士，虽然考登小姐并不知道他的名字。可他一定是一个好小伙儿，因为玛格丽特小姐偷跑着离开家去与他相会，并带给了他所有她从父亲与朋友们的交谈中，从哥哥的家信中搜集到的林林总总的情报。

随之而来的是福尔柯克，一场代价昂贵的胜利，以及之后的撤退。谣传王子的军队逃离到了北方，所有人都深信他们的逃亡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谣言之下，绝望的玛格丽特小姐在深夜里离家出走，顶着早春三月的寒冷，只身去寻找她的爱人。

接下来的故事有点儿模糊——不知是她找到了她的男人却被拒之门外呢，还是她没能及时找到他，从而不得已地从卡洛登沼地打了回票——不管怎样，她开始往回赶路，就在战役的第二天，她落入了一拨英国兵手里。

“太可怕了，他们对她干出的事情，”考登小姐说着压低了嗓音，似乎坐在椅子上的身影能听见她的话，“可怕啊！”那伙追击卡洛登逃亡者的英军，被猎杀的欲望蒙住了眼睛，竟没有停下来询问她的姓名和家族的党派，他们仅从她的口音推断她是苏格兰人，而这一点就足够了。

事后她被不顾死活地扔在一条冰冻的水沟里，碰巧附近有一家焊锅匠人为躲避英军正藏身于荆棘丛中，才这把她给救了。

“我忍不住总想，要是她没得救该多好，虽然作为基督徒这么说太不厚道，”考登小姐小声说，“否则的话，这可怜的小羊羔儿早已撇开凡尘，快乐地去见上帝了。可现在——”她粗笨地指了指那安静的人儿，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玛格丽特活了下来，却成了哑巴。恢复了一些之后，尽管不会说话，她开始跟随焊锅匠一行向南迁徙，躲过了卡洛登之后遍及高地的大洗劫。有一天，焊锅匠们在一家小酒馆的院子里唱歌卖艺，举着铁罐收取铜钱的她终于遇到了她的哥哥，后者正随坎贝尔军团回爱丁堡营地，恰巧停在此地歇息。

“他俩相互都认出了对方，重逢的惊喜让她找回了失去的声音，可怜的人儿却没有找回失去的心智。他自然带她回到了家中，可她却永远像是沉浸在过去的时光里——早在她遇见那个高地人之前。后来她父亲得流行感冒死了，蒂莉·罗森说，她母亲看不下去她那可怜的样子，也死了。不过没准她也是得的流行感冒，那年这病闹得挺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