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孤儿与幽灵（第6/7页）
阿尔文靠在摇椅上，想着现在谁会住在自己的老房子里，想着那个商店售货员是不是还孤身一人住在野营车里，而珍妮·瓦格纳会不会已经被搞大了肚子。“小妹妹。”他喃喃自语道。他又想到他带着名叫博德克的副警长去了祈祷木之后，他把自己锁在了巡逻车后面，像是这个执法人员害怕他，一个脸上粘着蓝莓派的10岁孩子。那天晚上他们把他安置在一间空牢房里，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第二天下午福利部门的女士出现了，带着一些他的衣物和他奶奶的地址。他举起瓶子，看见瓶底还剩大约两英寸高的酒。他把它塞到了椅子下面，留给伊尔斯科尔明早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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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克斯牧师轻咳了一声，煤溪圣灵教堂的会众眼看着一缕鲜血从他下巴上流了下来，滴到他衬衣上。然而他还是坚持布道，十分得体地为人们讲完了帮助你的邻居，但接下来结束的时候，他宣布了自己辞职的消息。“只是暂时的，”他说，“等我觉得好点了就回来。”他说他太太在田纳西有个外甥，刚从某所圣经学院毕业。“他说他想为贫困人口工作，”塞克斯说，“我觉得他肯定是个民主党。”他咧了咧嘴，希望听到一点笑声，好缓和一下气氛，却只听见后排门口的几个女人和他太太一起哭了起来。他现在意识到今天应该劝她留在家里的。
他小心地吸了口气，清了清嗓子：“他长大以后我还没见过他，但他母亲说他挺好。他和他妻子应该两周后就会到，就像我说的，他只是来帮一阵子忙。我知道他不是本地人，但还是尽量请大家对他表示欢迎。”塞克斯打了个晃，赶紧抓住讲坛稳住身子。他从口袋里掏出五兄弟牌空烟盒，高高举了起来：“我会把这个移交给他，以备你们的需要。”一阵剧咳袭来，他弯下了腰，但这一次他用手帕捂住了嘴，藏起了鲜血。等缓过气来，他直起身子环视四周，憋得满脸通红，都是汗水。他实在不好意思告诉他们自己快要死了。他终于敌不过这些年来与之斗争的发黑的肺叶。按照医生的说法，只要再过几周或是几个月，他就要去见造物主了。塞克斯不能说自己盼着这一天到来，但他知道自己这辈子已经比多数人过得都要好了。毕竟，他不是比那些死于矿难的倒霉家伙多活了42年吗？就是那次事故让他走上了布道之路。是的，他很幸运。他从眼中拭去一滴泪水，把染血的手帕塞进裤袋。“好吧，”他说，“不多耽误大家时间了。我的话讲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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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伊抱起轮椅上的西奥多，穿过一片脏兮兮的沙滩。他们在一片公共海滩的北端，位于坦帕市往南一点的圣彼得堡。瘸子的两条废腿像布娃娃一样前后晃着。他浑身尿臊味，罗伊留意到他已经不再用牛奶瓶子接尿了，内急的时候就尿在沤烂了的工装裤上。他放下西奥多休息了好几次，但最后还是把他带到了水边。两个戴着宽边帽的矮胖女人起身朝他们张望了一下，随后迅速卷起毛巾和防晒霜往停车场走去。罗伊回到轮椅那儿拿来了他们的晚餐——两瓶白波特酒和一包煮火腿。这是他们刚被拉橙子的卡车司机放下后，从几个街区外的一间杂货铺偷来的。“有一次我们在这里被关了几天，对吧？”西奥多问道。
罗伊咽下最后一片肉，点了点头：“3天吧，我想是。”那次天黑前警察以流浪罪逮捕了他们。他们当时正在一个街角布道。美国变得像俄国一样糟了，一个消瘦的秃头男人冲他们喊道，当晚他们被押送进牢房的时候经过了他的牢房。为什么仅仅因为一个人没有钱或是住址，警察就能把他扔进监狱？如果这个人就是不想要什么臭钱或是破住址呢？他们吹嘘的自由在哪儿？警察每天早上都会把抗议者带到楼外，让他抱着一摞电话簿楼上楼下跑个一整天。其他犯人说，这个人仅去年一年就因为流浪罪入狱22次，警察已经懒得再喂这个共产主义混蛋了。至少，他们得让他为自己那份博洛尼亚大红肠和玉米糊糊流上点汗。
“我记不清了，”西奥多说，“坐牢是什么滋味？”
“还不赖，”罗伊说，“我记得他们还发咖啡当甜点。”他们坐牢的第二晚，警察带进来一个身大肉沉的大块头，脸上带着刀疤，叫作“吃痘人”。快睡觉的时候，他们把他塞进了走廊尽头共产主义者旁边的牢房里。除了罗伊和西奥多，牢里的每个人都听说过“吃痘人”。他在墨西哥湾岸区上下十分出名。“为什么他们这么叫他？”罗伊问他们隔壁牢房留着八字胡开假支票的人。
“因为这个杂种会把你摁倒，挤你脸上的痘痘，”这人说，他绕着自己打过蜡的黑胡须尖尖，“还是我走运啊，脸蛋总是光溜溜的。”
“他干吗这么做？”
“他喜欢吃痘痘，”走廊对面牢房里的另一个人说，“有人说他是个食人魔，整个佛罗里达到处都有他埋起来的残骸，但我不买账。他只是喜欢被关注，我觉得。”
“天呐，这样的狗杂种一定得被干掉。”西奥多说着，瞟了一眼罗伊脸上的痘疤。
八字胡摇了摇头。“想干掉他可没那么容易，”他说，“你见没见过能扛起一部汽车的智障？有年夏天我在那不勒斯的鳄鱼养殖场干活，那里就有一个。那个混蛋发起疯来你用机关枪都打不倒。‘吃痘人’就是那样的。”随后他们听见走廊尽头传来一阵骚动。很明显，共产主义者并不打算轻言放弃，这让罗伊和西奥多振奋了一点，但几分钟之后传来的就只剩他的哭喊声了。
第二天早上，3个虎背熊腰的白大褂男人带着警棍进来，把“吃痘人”塞进约束衣拖走了，送去了城市另外一边的疯人院。从那以后共产主义者再也没有对法律发过牢骚，一次也没有抱怨过脸上新添的挤压伤痕或是脚上的水泡，只是抱着自己的电话簿上下楼梯，像是很感激他们给了他一些有意义的工作。
西奥多叹了口气，远眺着湛蓝的海湾，那天的水面平静得就像一块玻璃：“听起来真好，有咖啡当甜点。也许我们该让他们把我们抓进去，休息一下。”
“见鬼，西奥多，我可不想在监狱里过夜。”罗伊盯着新轮椅。这是几天前他溜进一个老人家中“借”来的，上一部的轮子彻底废了。他在想他们离开西弗吉尼亚后他推着西奥多走了多少英里。尽管他对数字不太擅长，但他估计到目前为止应该有100万左右了。
“我累了，罗伊。”
自从上个夏天西奥多搞黄了他们在嘉年华的工作以后，他就一直不太正常。一个大约五六岁的小男孩，吃着纸筒装棉花糖，在罗伊忙着在前台招揽观众时溜达到了帐篷后面。西奥多发誓说孩子只是请他帮忙把裤链拉上，但这话就连罗伊也不相信。几分钟后，比利·布拉福德就把他们塞进他的凯迪拉克，丢到了几英里外的乡下。他们甚至没来得及跟“烙饼小丑”或是“火烈鸟女士”道别。从那以后，尽管他们尝试接洽了几个别的演出团体，但关于瘸子恋童癖和他的吃虫伙伴的风声在嘉年华业主中传得很快。“想让我把吉他给你拿来吗？”罗伊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