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二年五月，巴黎（第12/64页）

“我的祖母年事已高，”他说，“也不愿再提到关于那件事的一切。但是她告诉了我所有，关于那一天的一切。我觉得对她来说，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孤苦无依地活在这个世上，举目无亲，无依无靠。”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那两个大男孩也沉默着。

“战争过后，我的祖母每天都去拉斯帕斯街上的卢泰西亚旅馆。”纪尧姆接着说，“所有人都得去，因为那里会张贴从集中营回来的人的名单，除了名单，还有各种救助组织。她每天都去，苦苦守候着。但过了一段时间，她不再去了，她忽然明白了什么是集中营，明白了她的亲人们已经全部离世，不会再回来了。之前，没有人知道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但随着幸存下来的人陆续还乡，说出了自己的遭遇，他们才明白过来。”

众人仍是沉默着。

“你知道关于冬赛馆事件最让我震撼的是什么吗？”纪尧姆说，“是它的代号。”

“春风行动。”我轻声说。

“谁能想到，一个如此诗情画意的名字，却用来指代如此恐怖的事情？”他说，“盖世太保命令法国警察‘交出’一定数量的犹太人，年龄要在十六岁到五十岁。结果警察们为了力求良好的表现，竟然决定提高人数，一并连出生在法国的儿童也逮捕起来。他们可是法国的孩子啊！”

“盖世太保没有要求抓捕儿童？”我问。

“没有。”他说，“一开始并没有。逮捕儿童会立刻拆穿他们的阴谋，这样大家都会知道他们逮捕犹太人并非是要去服劳役，而是要送到集中营里面处死。”

“那为什么后来又逮捕孩子呢？”我问。

纪尧姆抿了一口他的柠檬酒。

“警察们也许觉得，哪怕他们都出生在法国，也仍旧改变不了他们犹太人的血统。最后，法国一共交出了近八千名犹太人送往死亡集中营。后来，不到一千人回来，但孩子统统没有存活下来。”

在回家的路上，我始终无法忘怀纪尧姆那深邃而又忧伤的凝眸。他给我看了他祖母和家人的照片，我也给了他我的电话号码。他答应我会再给我打电话的。

进门时，伯特兰正在看电视。他用手撑着头，悠闲地躺在沙发上。

“怎么样，”他盯着电视屏幕，甚至没有看我一眼，“那些大男孩怎么样？是不是还保持着他们一贯的高贵风格？”

我脱下凉鞋，靠着他在沙发上坐了下来，盯着他英俊优雅的脸庞。

“一顿完美的晚餐，而且还来了个很有趣的男人，名叫纪尧姆。”

“啊，”伯特兰说，玩味地扭头看我，“又是个基佬？”

“不，我觉得不是，不过我也没有特别在意。”

“这个叫纪尧姆的家伙哪里有趣了？”

“他给我们讲了他祖母的故事，她从发生在一九四二年冬赛馆拘捕事件当中幸存了下来。”

“哦。”他这么回答我，用遥控器换了个台。

“伯特兰，”我说，“你在学校念书的时候，老师教过你关于冬赛馆事件的历史吗？”

“不清楚啊，亲爱的。”

“我现在正在为杂志撰写相关的文章，六十周年纪念很快就要到了。”

伯特兰抬起我的一只脚，用温暖而有力的手指给我按摩起来。

“你觉得你们的读者会对冬赛馆事件很有兴趣吗？”他问，“都过去了，很多人对这件事都不会在意的。”

“你是说，法国人对此都很羞愧，是吗？”我说，“所以就要和法国人一样埋葬过去，继续朝前看，对吗？”

他从膝头放下了我的脚，眼底有一抹光闪过。我环抱住了自己。

“亲爱的，”他邪恶地一笑，“又逮到机会能告诉你的美国同胞，说我们这群阴暗的法国佬勾结纳粹，把那群无辜的家庭送到集中营里处死了吧？我们这位小纳罕小姐揭露了真相！亲爱的，你打算要怎么做呢？再一次揭开我们的伤疤吗？没有人会在乎的，没有人会记得的。写点别的吧！比如一些有趣好玩的事情，你知道该怎么写！告诉约书亚，做冬赛馆事件的专题就是个错误！没有人会读的，读者们只会打个哈欠，然后翻到下一个专栏！”

我愤怒地站了起来。

“我觉得你错了。”我激动地说，“我觉得人们反而知道得不够多！克里斯托弗是法国人，而他都不是很清楚！”

伯特兰哼了一声。

“哦，克里斯托弗连大字都不识几个！他就认识Gucci和Prada！”

我一言不发地离开房间，到浴室里打开沐浴喷头。我刚才怎么没叫他去死？我怎么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忍受他？就因为我对他的迷恋吗？打从第一天见到他起，我就知道他跋扈、粗鲁、自私，可是，他也精明、英俊、有趣，是个体贴的情人。无穷无尽的回忆闯入我的脑海，那些充满着亲吻和温存的缠绵夜晚，褶皱的床单，他健美的身躯，温暖的嘴唇和淘气的笑脸，这些画面萦绕着我，挥之不去。我那魅力四射、难以抗拒的伯特兰啊，他为什么又是如此难以靠近？这就是我能再三忍受着他的原因，是不是？但这种迷恋究竟可以维持多久呢？我忽然想起伊莎贝尔不久前对我说过的话，她说，茱莉娅，你之所以这么忍受着伯特兰，是不是因为你害怕失去他？那时，我们坐在普莱耶音乐厅旁的一小间咖啡屋里，我们的女儿在音乐厅里上芭蕾舞课。伊莎贝尔不知道在抽着第几支香烟，她看着我，仿佛要将我看穿一样。不，我说，我爱他，我真的很爱他。我就是爱他这个样子。她吹了个颇有讽刺意味的口哨说，那么，算他走运了。但是看在老天的分儿上，要是他太得寸进尺了，你就要告诉他，让他知道。

躺在浴缸中，我想起了初次邂逅伯特兰的场景。那是在高雪维尔滑雪场里，在一间光怪陆离的迪斯科舞厅，他们一群人在耍酒疯。那时，我正和我的男朋友亨利在一起。几个月前，我在工作的电视网络台里认识了他。我们的关系很是随意，没有哪一方为彼此付出过什么深刻的感情，毕竟只是两个浪迹他乡的美国人相濡以沫、寻求安慰而已。

伯特兰看到我和别的男人坐在一起，但他毫不在意，仍旧邀请我跳一支舞。可我很在意，于是拒绝了他，他却很坚持：“小姐，只是一支舞罢了。我向你承诺，绝对是一支美妙的舞。”我看着亨利，亨利耸耸肩：“去吧。”他眨了眨眼。于是我站了起来，和这位冒昧、鲁莽的法国男人共舞了一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