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二年五月，巴黎（第10/64页）

要是他们都告诉她，让她知道都发生了些什么，日子会不会好过一点儿呢？

“我很好，就是有点累罢了。今晚还有谁会来？”

赫尔夫还没说话，克里斯托弗就走了进来。他一身的卡其色配乳白色，这是巴黎最时髦的颜色，散发着昂贵的男士古龙香水的香味。他比赫尔夫要年轻一些，仍旧保持着古铜色的肤色和精瘦的身材，把一头灰色的长发扎成一束厚厚的马尾，很有拉格斐(10)的风范。

门铃声也在同一时间响起来。

“啊哈，”克里斯托弗给了我一个飞吻，“一定是纪尧姆来了。”

他飞快地开门去了。

“哪个纪尧姆？”我低声问赫尔夫。

“我们的新朋友，从事广告业。他离婚了，是个很开朗的男孩，你会喜欢他的。他是我们今晚唯一的客人，其他人都出城度长假去了。”

一个高挑、黝黑的男人走了进来，年近四十。他还带着精美的熏香蜡烛和玫瑰花。

“这位是茱莉娅·嘉蒙德。”克里斯托弗说，“很久很久以前，我们还很年轻时就是好朋友了，她是位记者。”

“那应该就是昨天的事了。”纪尧姆轻轻地说，展现了法国男人殷勤的风范。

我注意到赫尔夫询问的目光时不时地落到我的身上，便保持着一副轻松的微笑。这一次实在太不同了，不然，换作以往，我肯定会向赫尔夫吐露心声的，我会向他倾诉过去一周我所经历的情感起伏，还有与伯特兰之间的种种。我已经受够了他挑衅和刻薄的幽默感。以前，这种幽默感不曾伤害和困扰我，如今却不一样了。我曾经仰慕他的睿智、他的幽默，这也让我曾经更加爱他。

伯特兰的玩笑会逗得人们大笑，但也会对他有所畏惧。在他富有感染力的笑声当中，在他蓝灰色的眼眸和迷人的笑容背后，潜藏着一个顽固不化而又极其严苛、为所欲为的灵魂。我曾经之所以可以忍受他，是因为每次他意识到伤害到我之后，都会用慷慨的礼物以及热烈的缠绵来补偿我。床上是我和伯特兰唯一能互诉衷肠的地方，也是我们唯一可以平起平坐的地方。有一次，伯特兰在尖酸刻薄地挖苦我后，夏拉问我：“这家伙对你温柔过吗？”看到我逐渐涨红的脸，她才说：“天啊，我懂了，只有床笫私语的时候才会对你温柔吧？千言万语都不如真枪实弹。”她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手。但在今晚，为什么我对赫尔夫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是什么堵住了我的喉咙，让我望而却步了？

大家坐在一张八边形的大理石桌旁。纪尧姆问我目前正供职于哪一家报社，我告诉他了，他却一脸茫然。这是理所应当的，法国人哪里会看《塞纳河风光》呢？它的读者群只是在巴黎客居的美国人而已。我并不觉得不开心，毕竟我又不去追求什么名头，何况，即便是约书亚偶尔的专断独裁，这份工作仍旧可以给我优渥的薪水和相当程度的自由。

“那你目前正在写什么文章呢？”纪尧姆一边礼貌地问我，一边用叉子搅拌着豌豆意大利面。

“冬赛馆事件。”我说，“马上就是六十周年纪念了。”

“你是说发生在‘二战’时的那次拘捕事件？”克里斯托弗嚼着满嘴食物问我。

我刚要回答，却又猛地看见纪尧姆的叉子停在了盘子和嘴巴之间的半空中。

“是的，发生在冬季自行车竞赛馆的大规模拘捕事件。”我说。

“这不是发生在巴黎郊区吗？”克里斯托弗吃得津津有味。

纪尧姆沉默地放下他的叉子，用目光紧紧锁住我的目光。他的眼眸漆黑深邃，双唇细腻动人。

“我想又是纳粹干的吧。”赫尔夫说着，又倒了一杯夏敦埃葡萄酒。他们俩都没有注意到纪尧姆苍白的脸色。“纳粹在占领期间专门逮捕犹太人。”

“其实，并不是德国人——”我说。

“是法国警察。”纪尧姆打断了我，“而且它就发生在巴黎的市中心，一座曾经举办过著名自行车赛的竞赛馆里。”

“真的吗？”赫尔夫问，“我还以为是纳粹在郊区干的呢。”

“我已经调研冬赛馆事件有一周了。”我说，“虽然是德国人下的命令，执行的却是法国警察。你在学校没有学过吗？”

“我不记得了，我应该没有学过。”克里斯托弗说。

纪尧姆又一次望着我，似乎是要透视我的心绪，试探我。我有些心神不宁。

“的确很难以置信。”纪尧姆嘲讽地笑着说，“有太多法国人仍不知道真相。美国人知道吗？你知道吗，茱莉娅？”

我并没有移开目光。

“不，我不知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波士顿的学校也没有教过。但现在，我了解得比较深入，这些沉痛的真相几乎淹没了我。”

赫尔夫与克里斯托弗沉默着，他们有些不知所措，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开口的还是纪尧姆。

“一九九五年七月，雅克·希拉克总统首次提到了占领期间法国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同时，他也提到了那次拘捕事件。这件事还上了新闻头条，你们还记得吗？”

这几天收集资料时，我读到过希拉克的这次演讲。他的确是在铤而走险。但我不记得我是否在六年前就读到过这篇演讲。两个大男孩——我实在是忍不住想要这么称呼赫尔夫和克里斯托弗——显然没有读到过，或者他们也忘了希拉克的演讲，便只好尴尬地看着纪尧姆。赫尔夫不停地抽烟，克里斯托弗咬着指甲，每当他感到紧张不安时总是克制不了这种恶习。

一片罕见的沉默笼罩着我们。这里总是充满着欢声笑语的聚会，客人们在说不完的笑话和沸反盈天的音乐里高声谈笑。哪怕是火冒三丈的邻居拿着扫帚拍打着墙壁，大家也自顾自地在深夜里嬉戏、狂舞，说着生日祝词。

然而此刻，凝重的沉默让我们有些感伤。纪尧姆又开口说话了，这一次，他的嗓音变了，神情也变了。他脸色苍白，不忍再直视着我们，而是低头看着盘子里一口未动的意大利面。

“逮捕事件发生的时候，我的祖母只有十五岁。人们说，她之所以没有被逮捕，是因为他们只抓两岁到十二岁的孩子以及他们的父母。所以，她被留了下来，但是，他们带走了其他人，她的弟弟、妹妹、妈妈、爸爸、婶婶、叔叔、祖父。那是她最后一次看到他们，他们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一个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