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二年五月，巴黎（第33/64页）

我无视于四周往来的车水马龙，就这么站着，我似乎看见警察带着莎拉和她的父母，在那个炎热的夏日清晨从圣东日街上走了过来。没错，我全都看见了，看到他们被推搡着走进这个车库，就是我此刻的驻足之地。莎拉·史塔辛斯基心形的甜美脸庞上写着不解与恐惧，她的长发束在脑后，睁着一双细长的蓝绿眼眸。她是否还活着呢？若是的话，她今年也该有七十岁了。不，她不可能活下来的，她和冬季竞赛馆的其他孩子全都消逝了。她不可能走出奥斯维辛的，她早已化作尘土。

我离开布列塔尼街，走回我的车边。我一直没办法驾驶手动挡的车，我的美式作风和这辆日本车都饱受伯特兰的嘲弄。我很少在巴黎市区开车，公交车和地铁够完善了，根本不需要自己驾驶。伯特兰对我这个想法同样嗤之以鼻。

那天下午，班贝尔和我一同前往博恩拉罗朗德，那里距离巴黎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同一天早上，纪尧姆陪我去了德朗西。德朗西距离巴黎很近，这片破败而陈旧的郊区，就在博比尼和庞坦之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这个法国铁路系统的中心前往波兰的火车，足足超过了六十辆。当我们经过纪念此地的现代雕刻作品前方时，我突然发现营区现在竟然还有人在居住。女人推着婴儿车，遛着狗，四处奔跑的孩子大声吼叫，微风吹拂着窗帘，挨家挨户的窗台上种植着花木。我十分震惊，怎么可能有人住在这个地方？我问纪尧姆是否早已知情，他点点头。从他的表情中，我看得出他百感交集。纪尧姆的家人就是在此地遭到遣送的，要他重回伤心旧地，绝非易事，但是他依然坚持陪我过来。

解说员梅聂斯基在德朗西纪念博物馆门外等着我们，他是个神色疲惫的中年人。想要参观这个小型博物馆，必须事先电话预约。我们参观了简单的小展览室，仔细观看照片、文物、地图，以及收藏在玻璃展示柜里的一些黄色星星。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那些真正的黄色星星，虽然印象深刻，却也十分不舒服。

在过去六十年间，集中营几乎没有什么改变。这处巨大的“U”字形混凝土建筑建造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本来是为了住宅改革计划而兴建的，到了一九四一年，维希政府出资买下，作为拘禁犹太人之用。一九四七年，这里改为可供四百个家庭居住的小型公寓，一直到今天仍是如此。德朗西是这一带最廉价的出租公寓。

我询问梅聂斯基，这座“沉默之城”——这处集合住宅的古怪名称——的住户是否知道自己住在何处。梅聂斯基摇摇头，说住在此地的多半是年轻人，不知道也不在乎。我接着问他来此纪念的访客人数多寡。他说，学校会带孩子们来，偶尔也有些观光客。我们翻阅着访客名单：“献给我的母亲波莱特，于一九四四年从此地被遣送到奥斯维辛，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我爱你，我永远不会忘记你。每年来此纪念的丹妮尔。”这让我几乎落泪。

梅聂斯基接着带我们来到博物馆外面的草坪，上面停放着一节载运牲口的列车。车厢上了锁，但是解说员带着钥匙。纪尧姆帮我登上车，我们站进光秃秃的狭小空间内。我试想着车厢挤满人的场景，孩子、老人、中年的父母、青少年们全挤得无法动弹，就这么向死亡前进。纪尧姆脸色发白，稍后他告诉我，这是他第一次登上列车，在这之前他根本做不到。我问他是否还好，他点头表示没问题，但是我仍然看得出他心神不宁。

最后，我们带着梅聂斯基提供的一叠书本和简介离开德朗西。我扪心自问对德朗西有多少认识，是战争期间惨无人道的恐怖行径，还是将犹太人直接遣送波兰的无数列车？

我想到那些让人读来心痛的史料，一九四二年夏末，四千名来自冬季竞赛馆、浑身脏臭的饥饿病童被送来此地，没有任何亲人陪在身边。莎拉最后是不是也到了这里？是不是又惊又怕，和陌生人一起被塞进载运牲口的车厢里，然后直接运往奥斯维辛？

班贝尔在办公室门口等我，他把摄影器材放进后车厢，然后弯起长手长脚挤进乘客座。他看向我，十分担心，温柔地把手搭在我的肩上。

“茱莉娅，你还好吧？”

这么说，墨镜还是没能发挥作用，脸色早已泄露我昨晚的彻夜难眠。伯特兰和我从昨晚谈到凌晨，我们越讨论，他就越坚定。是的，他不想留下这个孩子。何况对他而言，在这个阶段的宝宝甚至还称不上孩子。他无法面对这整件事，太过沉重了。我不懂他的语调为何如此慌乱，那张脸孔显得如此苍老憔悴。我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特立独行的丈夫去哪儿了？我很讶异。他沙哑地说，如果我选择不尊重他的决定，执意留下孩子，那么一切只能就此结束。我惊骇地瞪着他，结束什么？伯特兰说，我们两人的关系就此结束。我从来没听过他这种吓人的语气。多年的婚姻会就此结束？我们分别坐在餐桌两边，相顾无言。我问，为什么生下宝宝会让他如此惊慌失措？他转开头，叹了一口气，揉揉眼睛。他表示自己越来越老，就快五十岁了，光是老去这件事就够让他害怕的了。在工作上，他每天都必须和积极的后起之秀们竞争。此外，他还得目睹自己日渐苍老的脸，镜子里的倒影让他难以接受。我未曾想过伯特兰和我之间会有这种交谈，更没料到他会如此在意韶华逝去。“我不想在年近七十岁的时候，还有个二十岁的孩子，”他喃喃自语，“我没办法，也不愿意。茱莉娅，你得想清楚。你留下孩子无异于毁了我。听到了吗？这会害死我。”

我深吸一口气。我能对班贝尔说什么呢？从哪里开始？他这么年轻，不可能明白的。对于他的同情和关切，我只能表示感激。我挺直了肩膀。

“嗯，我恐怕没办法告诉你，班贝尔，”我紧握方向盘，无法正视他，“昨晚真是糟糕透顶。”

“因为你先生吗？”他试探地问。

“正是我先生。”我讽刺地说。

他点点头，然后朝我转过来。

“茱莉娅，如果你想找人说话，我就在你身边。”强硬而严肃的语气像极了丘吉尔的那句“我们决不投降”！

我笑了出来。

“谢谢，班贝尔，你真好。”

他笑了。

“早上的德朗西之行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