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于青春（第12/36页）

孔局长是军管干部，搞公安是半路出家，对法律几乎一窍不通，但听听也有道理，于是说：“唔，我看处理他一家伙也不是不可以。”

晚饭我们就在工作队的灶上吃了。吃过饭，我和小祥在河边洗碗，一边商量着是赶回八分场去还是在这儿住一夜，看见肖科长在不远处洗衣服，便过去把这事向他说了一遍。他说这事不能光这么口头说说，要想把马盛利处理了，就得写个正式的报告，交给孔局长批。因为知道了孔局长已经有了那么个态度，所以肖科长同意报告就用驻八分场工作组的名义写。

于是我们决定留下来写报告。那时工作队的大多数同志都下分场去了，棚子大部分空着，有的干脆把床板拆了当成放置救灾物资的仓库，堆满了铁锅铁勺塑料布之类的东西。整个驻地显得冷冷清清。我们在工作队那个女同志的棚子里，随便挑了个干净些的空床，我写，他抄，天黑前便完工了。我看着那几页抄得工工整整的报告，突然觉得被吸引了，哦，这是多么洒脱、流利、有才气的字啊，完全不像一个穷乡僻壤出身的青年所能写出来的字。

我说：“你的字真不错。”

“这还不错？”他马上红了脸，露出难为情的样子，可我知道每逢别人夸他的时候，他内心总是很兴奋的，连眼神都会变得温柔起来。

我又说：“你姥姥说，将来要让你上北京工作去。”

他慢慢收起脸上的兴奋和腼腆，摇一下头，“听她瞎说呢。”

“你不想去？”

“我哪儿去得了。”

“要是去得了呢，你去不去？”

“不去。我对这儿熟了，这儿的好坏我都知道，可北京是什么样儿，上北京我大概连马路也不会过呢……”他笑起来，突然用一种朗诵式的声音念道：“啊，我爱你宽阔笔直的马路，爱你高耸入云的楼房，爱你富丽堂皇的剧院，爱你五光十色的商场，啊，繁华美丽的城市……”他停下来，仿佛融入了某种遥远的遐想，“唉，那儿倒是好，可惜不属于我。”

小祥，你是个爱幻想的人，喜欢追求一种无缺陷的美，你又是个知足常乐的人，保持着中国人信天命而尽人事的古老本色。你说得对，每个人都有自己适应的生存空间，“花在树则生，离枝则死；鸟在林则乐，离群则悲”，皆同此理。可我又不全赞成你的克己精神，一个青年，如果完全没有想人非非的、甚至不妨有点狂妄的向往，是不是太古板了呢？青春必与无穷尽的向往同在，所以青春才是玫瑰色的。

但是和继平相比，我又觉得还是你对，你并非没有向往，只是你的向往更偏重于追求精神方面的寄托和感奋，至于其他方面，连古人都说：“知足不辱”。

“知足者贫贱亦乐，不知足者富贵亦忧。”继平如是。你出身于名医之门，和新中国同时诞生，从小到大，除了在“文革”中受了几年既未“触及灵魂”也未“触及皮肉”的惊吓外，几乎没有吃过一天苦。你至今都不知道中国的农村究竟穷成什么样，这在饱经忧患的“同龄人”中是相当少见的。可你仍然总是一副受了委屈的脸色，好像天下数你最倒霉似的。

你每每提到你那几个在体工队或者京剧团里当按摩师的学生，出国到了日本后，如何凭了那点粗知潦草的本事，摇身而成了名噪异国的“推拿专家”，口气中的嫉妒多于不平。假使仅仅不平，倒还罢了，中国人自己的学问，要是非得受到外国人的赏识，国人才肯跟着认数的话，终究不是个叫人痛快的事情，但若为此生妒，也就实在不值得了。

有一次你兴奋地对我说，有个英国商人对中医发生了兴趣，想邀请你去英国合开诊所。为这事你几乎一夜未眠，当真地计划起诊室该主治什么病种、设些什么科目、如何做宣传广告之类的细节来了。“关键是利润分成问题，英国人讲究绅士风度，不像日本鬼子那么爱占便宜。”你对英国人的好感在那一天中翻了好几番。计划完了，你又郑重其事地说，要带我一起出去。

去英国？啊，研究一下莎士比亚对美国早期文学的影响，倒是个不坏的题目。

见鬼去吧！

“我才不信呢，你就真的不想出国？”你总是想当然地笑笑，你并没把虚伪看得多么丑恶。可我憎恨虚伪，因此我应该承认：我想出国。

就是那年，学院政治部找我谈了话，也填了表，也做了体格检查，去美国进修的一切手续似乎都办齐了，连那位刚刚调到我们研究所才三天的“罗营长”也一本正经地祝贺过我了。可最后上飞机的不是我，却是他。据说他父亲是个将军，虽已离休，但在战争年代和学院的党委书记有过患难之谊。他调到我们这儿以前是部队上的营级干部，再以前当过几年“工农兵大学生”，我们这儿的人都叫他“罗营长”，绝不是恭维，当然也不全是讽刺，或者仅仅是自嘲吧，“咱们这儿都快成连队了。”“他到美国可别露怯，别把福克纳当成哪一届美国总统……”背地里都拿他取笑，那些最乐意当我面说的，或许还是为了给我出气。

不知是为了安慰还是为了补偿，两年后学院党委在讨论我们研究所领导班子的人选时，有人提了我的名。据学院人事部一个打字员的透露，提我为副所长的报告已经报到院党委去了。不久，研究所的第一把手也非正式地向我“吹了风”，可最后结果呢？如果两年前出国那件事的一个螺旋式的循环：所里新班子一公布，高榜提名的，恰恰是那位刚刚从美国回来还来不及喘口气的“罗营长”。

提拔的根据是相当理直气壮的：留美学生，中年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能提？

可究竟学到了什么？不甚了了，回来后召集全所做了次“学术报告”，言不及义，讲的都是在外国如何利用课余去餐馆洗盘子节省国家的学费；和美国人如何团结、如何斗争、又如何皆大欢喜的“花絮”之类。他的一副相声演员的腔调引得那些年轻的资料员和年老的科室干部们捧腹大笑。搞研究的人谁肯浪费这份工夫，一个个夹着书本溜了出去。

他就这样搬进了副所长的办公室，甚至没有经过任何“个人奋斗”。多少人为我不平，但当着同事们的面，我不露声色，像没那么回事似的。回了家，才大哭一场，不是委屈，是气，觉得咽不下这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