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尊重：玛丽莲·梦露（第2/12页）

更明显的表现，在于好莱坞会时常丢弃它的“明星”，尤其是女人：“梦露……格拉布尔，等等。”梦露或多或少会对自己被分配到的角色表示出厌恶，这一点最鲜明的体现是在她最喜欢的影片《热情似火》（Some Like It Hot）中。她表示，地球上没有哪个女人会蠢到把托尼·柯蒂斯（Tony Curtis）、杰克·莱蒙（Jack Lemmon）这样两个废物累赘当成是男人［导演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显然是同意她的。影片原计划以彩色上映，最终却因两位男主角的演技成为一部黑白片，他承认这是次不得已的替换］。梦露是个充满渴望的艺术家，她曾对韦瑟比表示：“倘若我不能成名，我就只能是好莱坞的一个奴隶。”同样地，民权运动的核心，其实也是希望打破人们的固化印象来换取自由——拒绝被始终当成诸如“汤姆大叔”之类的角色。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年轻的黑人会认同玛丽莲·梦露的原因。

克里斯汀并不孤独。詹姆斯·鲍德温[7](James Baldwin)同样很认同梦露。他是通过田纳西·威廉斯[8](Tennessee Williams)介绍认识韦瑟比的［根据理查德·高特（Richard Gott）的记录，韦瑟比是民权运动中同性恋地下组织的成员，同时还是鲍德温葬礼上唯一一个白人抬棺人］。韦瑟比也不是唯一一个发觉梦露生命许多时刻彼此古怪关联的作家。李·斯特拉斯伯格（Lee Strasberg）的女儿苏珊，还记得梦露的一幅自画像，画里梦露身边还有位黑人女孩，穿着一件“看起来很寒酸的裙子，一只袜子在脚踝处卷起来”。曾于1949年和1952年在《生活》杂志两次为梦露拍摄写真的摄影师菲利普·哈尔斯曼（Philippe Halsman）注意到，当他第二次造访梦露家中时，她的书架上排着一本《美国文学中的黑人》（The Negroin American Litera-ture）。而根据美国女权主义活动家格洛瑞亚·斯坦能（Gloria Stei-nem）的说辞，当洛杉矶的莫卡姆堡夜总会（Mocambo nightclub）想要拒绝一名黑人女歌手艾拉·菲茨杰拉德（Ella Fitzgerald）的应聘时，夜总会老板接到了梦露的私人电话，电话中说如果他雇用了这个女孩，梦露就会每天都预订夜总会的前排座位。由于梦露的许诺，整个报界竞相报道此事，使得原本名不见经传的菲茨杰拉德再也没有在小型的爵士酒吧唱过歌。菲茨杰拉德不会忘记这件事，以至于后来有人向她问起梦露时，她评价她“是个不同寻常的女人——有一点点超越那个时代”。

其实韦瑟比向梦露隐藏克里斯汀真实性别的行为也有些多此一举。“那些不愿意接纳他的人才会因为他是同性恋而嘲笑他，”梦露曾这样向韦瑟比评价蒙哥马利·克利夫特[9](Montgomery Clift)“他们怎样看这种事情？标签化——人们都爱往别人身上贴标签。这会使他们觉得安全。他们也曾把我变成同性恋。我笑了。其实只要两情相悦，性的事情又有什么对错之分呢？”人们也普遍接受了她的第一任情人，其实是她的女表演老师娜塔莎·李特斯（Natasha Lytess，梦露曾表示与她对视会使自己感到震颤）。她还与一位黑人演员有过一段隐秘的关系，“那简直像在监狱里谈恋爱。”所以梦露身上众所周知的“混乱”，大概是她包容性的一个方面。她太喜欢打破界限了，她的关系中几乎包含了当时所有的禁忌：黑人、女人，以及我们将会看到的，共产党和犹太人。

至少我们可以确信，无论梦露站在怎样的阵营——我们暂且不谈论她是否真正曾经站到过某个阵营中——她的选择一定是出人意料的。如果梦露曾提供了一个想象中的“完美美国”，我们也不应对这想象背后的事实感到惊讶：作为完美背后的阴影，一些同样属于这个国家的想象之物，暴露了好莱坞作为一种白人暴力的存在。我们可以轻描淡写地说，梦露出生在了一个错误的地方——她是从贫民窟走出来的大明星。她在洛杉矶的郊区长大，童年时代经历了无数个寄养家庭。而在梦露小时候，她的母亲就在她眼前被穿上束缚衣，送进了精神病院（很难想象她当时的心情）。九岁时，梦露被送进了孤儿院，但她拒绝承认自己是个孤儿，即便她的母亲此时已不在人世。她的最后一位传记作者洛伊丝·班纳（Lois Banner）写道：“她出生在一个私生子被认为是非法的年代……接受救济，在那个年代则被看成耻辱。”而她的亲戚们“也患有精神病，使得这几乎可以看成家族的遗传，标记了人类某种不可避免的退化”。于是和萨洛蒙一样，梦露同样背负着退化的耻辱和威胁（卢森堡也一样，她既是个“跛子”，还是个犹太人）。

梦露的故事被反复讲述，她自己就讲过很多次。尽管一些细节受到质疑，但人们还是相信她所讲的故事。然而有些自相矛盾的是，这真实的故事反倒符合她演绎的虚构形象——一个白手起家的“美国梦”具体化身。但梦露的故事并不浪漫，反而要残酷许多。在1962年的笔记里，她观察到“一种始终如一的爱与关切的缺失。恐惧与怀疑才是这世界的常态。没有什么美好的东西存在，除了从孩子、老者与弱者身上看到的有关生命基本需求的渴望”。“我能从所有被迫害的人身上体会到伟大的情感。”后来的编辑者曾认为这组笔记是她为了接受采访所做的准备，所以看起来很像是“自言自语”。但事实上，它们并不只是自说自话那么简单。早在1945年，她就曾告诉自己的早期摄影师安德烈·德·迪尼斯（Andrede Dienes），如果她可以搬去纽约，她就要去读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院，然后帮助打不起官司的穷人。对于韦瑟比而言，她的确曾对街上的乞丐和酒鬼表示过怜悯：他自己就遇见过两次，这和其他明星的表现完全不同。在梦露看来，卑微是一种特许，使人可以毫无顾忌地表达自己的感受。“不要害怕去问任何事情，你要知道我自己就是从底层‘问’过来的。”她曾如此鼓励自己前夫阿瑟·米勒的孩子。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限制，“她符合一切充满生命力的条件。”韦瑟比如此评价道。

简单地说，无论梦露成为怎样的巨星，她都不曾忘记自己的出身。“我不认为以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应该对像她这样的人的私生活产生兴趣，”她生命末期的女仆莉娜·佩皮通这样写道，“但人们却都是这样做的。”（这句话是否真的来自她的女仆尚未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观点她身边的人也是赞同的。）显然，她是将韦瑟比当作自己的同伴。“我看到你和所有人谈话，唯独除了我。”当她用这句话俘获了他时，正如他最初假定的，她并没有把什么当成目的。她提供给他一些内容更像是对好莱坞阴暗面的揭露。“你只关心那些大明星，现在你应当去看看那些默默无名，却不懈努力的人。去施瓦布（Schwab）[10]瞧瞧吧。”而当他照她的话去做之后，他被自己看到的成瘾、失败、贫穷和痛苦震惊。而梦露此时则告诉他，这意味着他“毕业了”：“当我第一次主演电影时，我回到了那里，我觉得这些不幸的人看到一个交了好运的人，大概也会时来运转。但没有人认出我，我也不想告诉他们我曾经是谁，我成了这里的陌生人。”他们没认出她，却都是她的观众，而这些仍在奋斗的人是她心目中最重要的观众。她始终坚持，是观众而非工作室，让她成为巨星。阿瑟·米勒总结道：“她所依赖的，是那些普通阶层的观众：工人、酒吧里的人、被未付清的账单纠缠的家庭主妇、迷茫的大学生，他们都是被无视、被欺骗、被操纵的大众——但对她而言却是最重要的人。她希望他们可以觉得，自己付钱看到的有关她的每一幅影像都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