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简介（第2/3页）

前人称陶渊明为“隐逸诗人之宗”。他的隐逸并不只是一种避世行为，与他同时和前代的隐士都大不相同，而具有深刻批判社会现实的积极意义。当他决计归隐的时候，东晋其实并无真正的隐士，士大夫普遍放达虚诞、骛求名利，桓玄篡位时，找人冒充隐士，“以前世皆有隐士，耻于己时独无，求得西朝隐士安定皇甫谧六世孙希之，给其资用，使隐居山林，征为著作郎，使希之固辞不就，然后下诏旌礼，号曰高士，时人谓之‘充隐’”（《资治通鉴》卷一一三）。当时号为“浔阳三隐”之一的周续之，也被刺史请出讲《礼》校经，受到陶渊明的嘲笑。在这样的时代风气中，陶渊明始终坚持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态度，极其难能可贵。

出处仕隐是古代中国士人首先面对的人生抉择，这一抉择直接关系到士人如何实现人生的价值，如何安身立命，如何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多数士人会选择出仕，只有极少数选择归隐。就整体而言，仕是士人生命的主旋律，隐是士人生命的变奏；仕是士人生命的基调，隐是士人生命的变调。再则，从热衷于仕宦的士人来看，他们的心灵深处未尝没有拂袖绝尘的心理潜流；而那些身在林泉的士人，他们的心灵深处未尝没有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仕与隐像八卦中的阴阳鱼一样构成了中国古代士人、诗人心理的两大情结，这盘踞在士人心灵深处的两大情结之间保持着一种动态的平衡，时而相安无事，时而激烈交锋。陶渊明的一生，就是仕宦情结与田园情结反复交替与激烈碰撞，在“贫富常交战”中最终固守穷节的一生。

陶渊明的归隐，不仅仅是避世独善、洁身自好，更是有意识地寻求人生的真谛，以自己的行动为这个黑暗污浊的世界留下一线光明和正义。从少年时代起，他便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形成了大济苍生、匡时济世的壮志。陶诗中引用儒家经典很多，仅引用《论语》就达37处。同时，他也接受老庄、玄学、佛学等思想的影响，比如他诗文中有70篇用了老庄的典故，达77处之多。但他并不沉溺于老庄和玄谈，他其实是一个很实际的、脚踏实地的人，做县吏有劝农之举，做隐士又坚持力耕，与虚谈废务、浮文妨要的玄学家不同。他住在庐山脚下，距离名僧慧远的东林寺很近，他的朋友刘遗民与慧远关系密切，陶诗中偶尔也可见到有佛教色彩的词语，但他并非佛教徒，并且与慧远保持着距离。佛教是对人生的一种参悟，陶渊明参悟人生而与佛教暗合的情形是有的，但他是从现实的人生中寻找意义和乐趣，不相信来世，这与佛教迥异。在不惧怕死亡这一点上，他和一些高僧近似，但其思想底蕴仍有很大差异。他是抱着“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态度对待死亡，与佛教之向往极乐世界大相径庭。他所思考的都是有关宇宙、历史、人生的重大问题，如什么才是真实的？历史上的贤良为什么往往没有好结果？人生的价值何在？怎样的生活才算完美？如何对待死亡？等等。他的思想既融会了儒道两家的思想，又来自亲身参加生产劳动的生活实践，具有独特的视点、方式和结论，而他思考的结论，又往往付诸实践身体力行。

初归田园时，他深感“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快乐，“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的生活在他看来是充满诗意的，“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辛勤耕作使他与农民融洽相处、亲密无间，并产生共同的思想感情：“时复墟曲中，披草自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归园田居》）同时他也渐渐体会到田家的苦处：“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从田家乐到田家苦，是陶渊明思想的一大飞跃。也正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他悟出了民生以勤为先，以衣食为端，方能返朴归真的根本道理。这种主张力耕的自然有为论，既包括了对儒家孔门不亲耕稼的否定，也包括了对老庄无所作为的否定，这是陶渊明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人生真谛。

陶渊明通过劳动认识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的道理，但事实上他虽然多年亲力耕作，却总是“箪瓢屡罄，絺绤冬陈”（《自祭文》）。勤劳没能使他常得温饱，这就促使他进一步思索自己所探寻的人生之道在实际生活中碰壁的原因，并把它和社会人事联系起来考虑，从而产生桃花源的理想。这是一个农民通过共耕就可以获得温饱的平等社会，虽然只是一个乌托邦，但它是陶渊明毕生寻求的人生真谛的反映。从先秦以来，很多进步文人都对社会现实作过不同程度的批判和否定，但是能够在躬耕的实践中，正面提出人生真谛和社会理想的，却只有陶渊明一个。

陶渊明也是魏晋风流的代表之一。魏晋风流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人格美，或者说是他们所追求的艺术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诗文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以世俗的眼光看来，陶渊明的一生是很“枯槁”的，但以超俗的眼光看来，他的一生却充满艺术气息。他的《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时运》等作品，都是其艺术化人生的写照。他求为彭泽县令和辞去彭泽县令的过程，对江州刺史王弘的态度，抚弄无弦琴的故事，取头上葛巾漉酒的趣闻，也是其艺术化人生的表现。而酒，则是其人生艺术化的一种重要媒介。萧统说陶诗“篇篇有酒”，在诗歌中大量地写酒，确以陶渊明为第一人。此前阮籍虽然也好饮酒，并且酒在他的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但酒对其诗歌的影响毕竟还是间接的。陶渊明却把酒和诗直接连在一起，从此，酒和中国文学发生了更密切的关系。他以《饮酒》为题一口气写了二十首诗，写尽了饮酒时的心境，或借饮酒以求得性情的真，表现隐居的得意和对世俗的轻蔑；或借酒来排遣苦闷，或借酒醉来放言。

归隐田园的生活扩大了陶渊明的诗歌题材，使他成为中国田园诗的开创者。他的作品今存诗121首，赋、文、赞、述等12篇。其中描绘田园生活的篇章，是他最富特色的代表作。前此的诗歌创作中，并不是没有表现农村生活的，《诗经》中的《七月》等篇就是。但那是“国风”民歌，文人作品中则基本没有。陶渊明的同时代诗人，把山水带入诗歌中来，但是山川林木对他们来说只是审美对象、观赏对象，在短时间的游览观赏中，牵动情怀，流连忘返。他们向往山林，甚至隐遁山居。但是山林与他们的关系，是被观赏者与观赏者的关系。他们虽身在自然之中，而其实心在自然之外。他们只是从自然中得到美的享受，得到宁静心境的满足。他们与自然并未融为一体。我们读金谷宴集的诗，读兰亭修禊的诗，了解到他们在山水的美面前，有许多感受、许多思索，但是他们与山川的关系，仍然是主客的关系，并未达到物我合一的境界。其中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并未生活在其中，他们另有一套自己的生活，山水只是其生活的一种点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