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千古苏轼（第5/8页）
我的朋友，答案在随风飘荡。
答案在随风飘荡。
一座山要生存多少年才能被冲入大海？
人们要等待多久才能获得自由？
一个人要几度回首才能视而不见？
我的朋友，答案在随风飘荡。
答案在随风飘荡。
一个人要仰望多少次才能看见苍穹？
一个人多么善听才能听见他人的呐喊？
多少生命的陨落才知道那已故的众生？
我的朋友，答案在随风飘荡。
答案在随风飘荡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答案在随风飘荡》）
男人要走过很多路，才能被称作男人，那么，那些没有把路走完的人呢？也许，有的人中途跌倒，有的人畏惧山高水长，中途退缩。于是，很多男性即使已经成家立业，甚至有了所谓的成就，也仍然不是男人。
而苏轼应该是一个男人中的男人吧？苏轼可以说是中国所有知识分子的偶像，甚至还是百姓心中的最爱。林语堂先生说，中国百姓在遇到艰难和挫折的时候就会想起苏轼，然后，嘴角就浮现出一丝会心的微笑。而中国人崇拜苏轼，应该不仅仅是他“上能给玉皇大帝盖瓦，下能给阎王小鬼挖煤”的通达，更重要的是他在历经磨难之后，仍然能保持一种潇洒和豁达、从容与天真。于是，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度，苏轼的经历和潇洒总是能给遭遇同样不幸的人们以安慰和动力，使他们也能够对磨难报以一丝微笑。
幸运女神总是一只手拿着诱人的金苹果，一只手拿着寒光闪闪的利剑，这意味着想得到金苹果就必须先经过光剑的洗礼。所以天才的产生通常都是以天大的磨难为前提的，诸如李白之被逐、杜甫之漂泊；诸如易安之丧夫、稼轩之失意。而当历史终于选定苏轼作为宋词乃至整个中国知识分子艺术的代言人的时候，也就同时选定了他将成为命运的波澜的承当者。
这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于苏轼被贬的第三年。当诗人经历了人生的风雨之后，再来观照现实中的风雨，他终于明白了，正如我们不能为每一次幸福都准备好心情一样，我们不可能为每一次风雨都准备好雨具。面对波折甚至磨难，勇敢和坚强就是我们的雨具。与其在磨难中自怨自艾，还不如在狼狈和失意中寻找一份淡定和从容，在慌乱和迷茫中保存一份潇洒。因为，正如所有的幸福都不是永恒的，挫折也不可能是永远。
这种境界并非是庸人的自我安慰，更不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而是一种智者觉解之后的智慧和通达。庄子说，当凤凰飞过树梢的时候，一只正想以腐烂的老鼠为美餐的猫头鹰以为凤凰会来抢自己的食物，其实它哪里知道，“非甘泉不饮，非竹实不食”的凤凰眼中的美餐与自己的差异实在太大。当名利和地位在诗人眼里已经成为腐鼠的时候，那么，通常意义上的失意和波折在诗人心中还会有什么影响呢？
庄子又说，有两个世代结有深仇的国家，一个叫触氏，一个叫蛮氏，每次打仗，则流血遍野，而这两个国家，一个在蜗牛的左边触角上，一个在蜗牛的右边触角上。英国作家斯威夫特在他著名的小说《小人国》里面说，两个小人国世代不共戴天，经常发生惨烈的战争，而他们的分歧就在于一个国家认为早餐吃煮鸡蛋的时候应该先敲大的一头，而另一个国家认为应该先敲小的一头……
苏轼在他那篇流传千古的《前赤壁赋》中说：“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穷也。”这绝不是诗人的自我安慰，因为当他发现，当权者高唱的诸如荣誉、责任、义务之类的高调，去掉了权力依附在上面的光环之后，其实只是触蛮氏的无聊争斗，或者是小人国关于鸡蛋问题的无聊口角的时候，诗人终于领悟到，有些所谓的宏大叙事只是梦游者的呓语，有些所谓的信念只是欺骗者的筹码。于是，世界通透了，单纯了，诗人变成孩子，天真而单纯，眼中的山仍然是山，水仍然是水，但是却也不是最初的山，最初的水。于是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最后再回到刚才说的那首歌，一个男人，要走过很多路，才能被别人称作男人，于是我想，这样的男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是包容的、从容的、潇洒的、淡定的，更重要的是，在历经磨难之后，还仍然保存着对自己和人生的一份最可宝贵的幽默感。
此刻，没有人注意到，江声浩荡，自屋后升起的圆月的光辉照耀大地，在大江之上，天幕之下，与圆月一同升起的，是一颗从未有过的巨星。
一肚皮不合时宜
元丰五年（1082年）三月，苏轼因患病求医，与名医庞安结为好友。两人结伴游览蕲水清泉寺，苏轼写下了著名的《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其中有这样两句：“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虽遭贬谪之祸，天性豁达乐观的苏轼并不认为这就是自己人生的终结，他相信，只要勇往直前，流水都能向西流去，人生哪里不能回到青年时光呢？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三月，苏轼命运的拐点出现了。他接到诏令，由黄州团练副使转为汝州团练副使。虽然官阶并无改变，但是汝州离京师较近，生活也较为舒适，这其实是朝廷想要重新任用他的信号。
苏轼从黄州启程前去赴任，到达常州时，突然传来神宗驾崩的消息。当时的皇太子哲宗刚十岁，于是由宣仁太后垂帘听政，旧党领袖司马光被任命为宰相（门下侍郎），王安石的新党遭到重大打击，而因反对王安石而被贬官的苏轼也由此得以骤迁。
苏轼的这次升迁让人眼花缭乱：先是担任登州知府，四个月后又以礼部郎中召还京师，迁起居舍人，次年，迁中书舍人，寻除翰林学士知制诰，即掌管皇帝诏命。
苏轼在短短八个月内被擢升三次，由七品到六品，再跳过五品到达四品，最后到达翰林学士知制诰（三品），这个官职永远是由名气最高的学者担任，往往是担任宰相的前奏。在宋代，最高品衔一品几乎从未颁授过，宰相是二品，此时的苏轼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只有一步之遥。
可是，苏轼却并未能像当权者希望的那样“顺应潮流，响应时变”。
司马光上台之后，对王安石变法的措施主张无论好坏一律废除，而苏轼在贬谪经历中，看到了新法某些措施给百姓带来的好处，因此主张有选择地“较量利害，参用所长”。王安石因其个性执拗而被称为“拗相公”，而司马光的执拗一点也不亚于王安石。苏轼与司马光私交甚好，但是在与之争辩“免役法”的兴废时，双方意见不一，气得苏轼回家痛骂“司马牛！司马牛！”乃至于司马光“忿然”要驱逐苏轼。以反对变法而被贬谪的苏轼，在新法失败之后，又遭到了自己同党的嫉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