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千古苏轼（第7/8页）

朝云埋葬三天之后，夜里，狂风暴雨大作。次日清晨，农人看见墓旁有巨人足迹，他们相信，朝云是被佛接往西天乐土去了。她离开了这个混乱污浊的世间，在天上，用悲悯的目光继续注视着这个她深爱的男人，用自己女性的光辉，一如既往地护佑着他。

海明威说，男人可以被消灭，却不会被打败。如果说谪居黄州是苏轼的第一次人生顿悟的话，这次贬谪惠州便是他达到天地精神境界的第二次人生顿悟了。（朱靖华《苏轼论》）苏轼在惠州时，曾在嘉佑寺暂居，一次在亭子中歇息，苦思良久，突然想到：

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由是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人若悟此，当恁么时也不妨歇歇。

智慧的圣光照耀着这个远窜天涯的书生，这圣光与他自身的才华融合，形成一道在中国文人身上极少见的光芒，这光芒中闪烁的是达观、开朗、幽默和调侃。苏轼写信给朋友说，就假设我就是惠州的一个书生，多次考科举，但是一直没考中，又有什么不可呢？

天地通透了，如诗人的心，了无尘滓。南国以其固有的热情和友善接纳了这个困穷中的诗人。苏轼惊奇于“岭南万户皆春色”，更感动于当地人的热情好客，他说，到不了多久，连鸡犬都认识自己了。朝廷的名利之争，仕途的坎坷之苦，甚至人生的丧偶之痛，都被这智慧的豁达和乐观消解了。东坡似乎忘记了自己过去的煊赫一时，忘记了曾经拥有过的高官厚禄。抛却名缰利锁，回归自然的苏轼，欣然吟道：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此时的诗人，已超越政坛的排挤和迫害之上，到达了与天地比寿、与日月齐光的更高境界。此时，即使遭遇更大的迫害，也不过是为苏轼伟大的人生再加上一个注脚而已，哪怕是把他贬到天涯海角。

问汝平生功业　黄州惠州儋州

对一个远谪蛮荒、历尽艰辛的人来说，苦中作乐是他唯一的选择。但是，这种可怜的“乐”往往也会成为小人们的在背芒刺，欲除之而后快。苏轼在惠州时，一天在病中写了一首小诗：

纵　笔

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为报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这首诗传到京城，章惇看到之后，冷笑着说：“苏子尚尔快活邪？”于是将苏轼贬谪到了当时的版图和小人们的想象力能够达到的最远的地方：儋州。

儋州位于现在海南西北角，比起惠州，这里更是蛮荒之地，“非人所居”。据说，章惇把苏轼流放到这里竟然是一个残忍的儿戏，陆游《老学庵笔记》说：“苏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刘莘老新州，皆戏其字偏旁也。”拿大臣们的名字的偏旁作为贬官的依据，这无论如何也是一种创举。其欲置苏轼于死地之心昭然若揭。

苏轼也认为自己此行必死，起程之时，“子孙痛哭于江边，已为死别。”（《至昌化军谢表》）在苏轼离开雷州时，雷州太守久仰苏轼大名，送来酒食，为苏轼饯别，次年，太守即遭弹劾丢官。到儋州之后，县令张中仰慕苏轼，让他住在官舍，结果也遭弹劾被撤职。苏轼也被从官舍中逐出，被迫栖身于城南污池畔的桄榔林下。在当地学子和百姓的帮助下，苏轼盖了几间茅屋，命名为“桄榔庵”。这一年，苏轼已是六十三岁的老人了。

不知道将苏轼贬到儋州之后，章惇、吕惠卿之流是怎样弹冠相庆，自以为得计的。我们现在只知道，经过了世事接二连三折磨的诗人，已经超越了这滚滚红尘，在天地境界里自由翱翔了。

苏轼在《在儋耳书》中这样写道：

我刚到海南的时候，环视天水之际，凄然神伤，对自己说：“我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这个岛呢？”但是又想到，天地就是在水中的，九州就是在大海中的，中国也在这个海中，那么，所有的陆地不都是岛吗？

此时诗人已经如庄子笔下的大鹏，扶摇直上九万里，在无垠的空间和时间里俯视芸芸众生，豁然开朗，神与天通。个人的得失，人世的忧虑，怎能不显得如此渺小，如此可笑？

苏轼讲了一个故事：

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

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

桄榔庵落成之后，苏轼写了一篇《桄榔庵铭》，大意说：天下九州就像一个居室，只要形神俱往，哪里都是我的居处。我苏东坡坚强地安居在这大屋的四个角落里，以不变应万变，观照着我心灵的自由。

《本事词》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王定国被贬遇赦，从岭南回来。苏轼去拜访，宾主宴饮。王定国的家妓柔奴侍宴。苏轼问柔奴：“岭南的生活想必十分艰苦吧？”柔奴回答：“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大为赞赏，为赋《定风波》云：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教分付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好一个“微笑”！好一个“此心安处是吾乡”！这潇洒而狂傲的微笑将皇帝的昏庸、宵小们的谗言、仕途的曲折、人世的苦痛一股脑儿抛到脑后，心灵和生命的力量茁壮生发，人格之翼排云而上，如秋日之鹤，诗情直上碧霄。

苏轼在年轻时曾写道：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和子由渑池怀旧》

苏轼终于舍弃了尘世的桎梏，获得了心灵精神的完全自由。在海南，他与当地黎族人交上了朋友，他描写自己寻访黎族朋友时的情形：“东行策杖寻黎老，打狗惊鸡似病疯。”（《访黎子云》）六十多岁的老人，跟孩子们也是亲密无间：“寂寂东坡一病翁，白头萧散满霜风。小儿娱喜朱颜在，一笑哪知是酒红。”（《纵笔》）

苏轼一次在路上碰见了一位老婆婆，问曰：“世事如何？”婆婆回答说：“世事只如春梦耳。”东坡又问：“何如？”婆婆回答说：“翰林昔日富贵，一场春梦耳？”东坡大笑曰：“然。”于是把老婆婆称为“春梦婆”。

苦难在这位伟大的诗人面前黯然失色，苏轼没有逆来顺受，也不是随遇而安，而是用超然的态度，将自己的精神提升到天地之上、云霄之间，苦难只能使他更加豁达乐观。即便被贬到天涯海角，诗人居然还能引以为自豪：“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