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诗词序跋（第7/10页）

如果说北宋前期词坛晏、欧的令词提高了词的韵味，推进了词的典雅化的话，那么柳永的慢词则扩大了词的容量，丰富了词的表现力。柳永是词坛第一个倾毕生之力于慢词创作的词人。为了适应当时日趋复杂的社会生活以及日益繁富的音律曲调的需要，他一方面“变旧声，作新声” ，将旧调翻新，由小令、中调衍为慢词；另一方面“奏新曲，谱新词” ，自己创制了大量新调慢词。根据清人毛先舒的分类（即五十八字之内为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为中调，九十一字以外为长调），则《乐章集》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长调。而与其同时的词人晏殊、欧阳修、张先超过八十字的词分别只有三首、十二首、十八首。可以说，在柳永之前，词大抵只是一些抒发一时感兴的小令，而到了他的手里，便促进了长调的成熟，奠定了慢词的体制，使得小令所难以表达的复杂内容，能够利用较长的篇幅，多变的句式，繁复的声情作充分的铺叙形容。朱彝尊曾说：“词至北宋而大。” （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引）这个“大” 字，便是由柳永开拓的。

词兴起于歌筵舞席，所咏多绮靡之情，北宋前期，虽经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人努力，词境已逐渐拓宽，然毕竟没有引起根本的转变。北宋后期，苏轼“以诗为词” 的变革，则词真正突破了狭隘的儿女艳科，而成为士大夫们抒写怀抱、议论古今的工具。我们从其词集《东坡乐府》的三百余首词中可以发现，词这一内容贫弱的领域已呈现出一派绚丽的色彩，其中有抒发报国立功的抱负，有叙写仕途多舛的怨愤，有咏叹羁旅行役的愁思，有寄寓政治失意的情怀，有吟唱倾盖如故的友情，有刻画愤世嫉俗的性格，有缅怀英雄豪杰的战功，有描绘农村生活的情景，有抒写时代人生的感兴，有表现忧乐两忘的胸襟。可以说，无论是咏物言情、纪游赠答，还是怀古发论、谈禅说理；无论是感时伤事、送别悼亡，还是田园风光、身世友情，他均能自由地用词来吟唱，正如刘熙载所说：“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 （《艺概》）苏轼这些多姿多彩作品的出现，词坛面目为之一新，并为词开辟了一个宽广的天地。可以这样认为，词至苏轼，词境始大，词格始高，词体始尊，取得了与诗文同等的地位。

随着词境的拓大，原来惯用的那种温婉纡巧的柔笔已不能适应抒情言志的要求，因此，苏轼又突越了前人的局限，开创了一种与传统曲子词迥然不同的风貌，即雄迈豪放的风格。如《念奴娇》（大江东去），通过对赤壁宏伟壮丽景色的描绘和古代英雄豪杰的缅怀，表达了济世报国的豪情。全词想象丰富、气魄雄伟、境界阔大，一扫香软柔靡的妮子态，开启了慷慨豪迈的南宋爱国词的先河。王灼所谓东坡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 （《碧鸡漫志》），则明确道出了苏词对于词风转变的意义。

苏轼的两个门生对词风的演进也起了推动作用。一是秦观，他远师晚唐五代，近承晏柳诸家，形成了自己情辞兼胜的独特风格，弥补了柳永在慢词的铺叙展衍中带来的浅俗发露之不足，把婉约词推向了一个新的艺术高度，从而“近开美成，导其先路”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一是晁补之，其词风直逼苏轼，然所不同的是东坡于豪放中显出洒脱，而他则于豪放中带有沉郁。从苏辛豪放词看，东坡多超旷豪迈之作，稼轩多沉著悲壮之作，因此，晁氏的这种艺术风格，上承苏轼而下启辛弃疾，促进了豪放词在意境方面的更为深厚的拓展。

周邦彦是北宋词坛的集大成者，他对词的贡献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音律。周词在音律上已不像前人那么随意，而是分寸节度，深契微芒。所制诸词，调有定句，句有定字，不独严分平仄，即仄声上、去、入三声亦不容相混，所以邵瑞彭曾言：“诗律莫细乎杜，词律莫细乎周。” （《周词订律序》）后世填词者莫不将其词作奉为准绳，用其调者，“按谱填腔，不敢稍失尺寸”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是章法。过去柳永采用的层层推进的铺叙技巧，在长期运用中，已越来越难适应表达日益丰富的感情，常常显出单调与直露的缺点。周邦彦则在柳词的基础上，引进了古诗的许多繁复错综的写作技巧，诸如起承开合，伏应转接，顿挫逆挽，从而使词具有了一种腾挪跌宕、深婉浑厚的法度规模。三是语言。周词的语言有两个特点，一为选词下字精于锻炼，不肯随便乱用，因而一字一句都能令人回味；二为用前人诗语不是取现成句子而是善于融化，因而既增添了词的典雅味，又使词别绕蕴藉。

就周词在宋词发展中的地位来说，可以“承先启后” 四字概括。从承先看，其词有柳永的浅近灵动而无其词语的俚俗，有苏轼的开阖动荡而无其音律的不谐，有秦观的情辞兼胜而无其风骨的纤弱。就启后看，由于周词“下字运意，皆有法度” （沈义父《乐府指迷》），示后人以作词门径，故姜夔、史达祖、吴文英、王沂孙、张炎、周密等人皆奉其为典范，从而形成了南宋词坛的醇雅词派。

三

从公元一一二七年赵构即位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至公元一二七九年陆秀夫抱幼帝赵昺投海而死，南宋共有一百五十二年的历史。南宋词坛可相应分成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为整个高宗朝（1127—1162），著名词人有李清照、张元幹、张孝祥。第二时期包括孝、光、宁宗三朝（1163—1224），著名词人有陆游、辛弃疾、陈亮、刘过、姜夔、史达祖。第三时期从理宗到宋亡（1225—1279），著名词人有刘克庄、吴文英、刘辰翁、周密、王沂孙、张炎。

靖康之乱，将赵宋帝国划分了北南两个时代，一些横跨承平的北宋末年与动荡的南宋初年的词人，在创作中也呈现出这种时代的变异。如李清照词，以南渡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多写闺房情意，风格缠绵婉转，后期则转为伤时感旧，风格凄凉哀若。又如叶梦得词，写于北宋的作品以婉丽为主，写于南宋的作品则时出雄杰。而向子諲更是将自己南渡以后的作品编为《江南新词》，将北宋亡前的作品编为《江北旧词》，表明了鲜明的时代意识。

南宋前期词坛，以张元幹、张孝祥词最显特色。面对靖康之乱后的民族苦难与国家屈辱，当时词坛主要表现出的是哀愁之感，悲恨之情，而二张则独振愤慨激昂之声。他们的愤激词，具有别人所缺乏的两个内蕴，一是他们的矛头不仅仅是针对异族入侵者的暴行，也同时是针对本朝投降派的丑行，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二是他们的词不像那些哀愁之感、悲恨之情，多从个人身世出发，而是源自于强烈的爱国情思与鲜明的政治倾向。如张元幹的《贺新郎》（梦绕神州路）、张孝祥的《六州歌头》（长淮望断），均强烈地反映出国难时代爱国志士的民族意识。从词的发展史看，他们承苏轼豪放雄壮词风而来，又注入了时代的政治风云，在南宋词坛最先高举起慷慨豪迈爱国词的大旗，从而为陆游、辛弃疾、陈亮等词人导引了一条新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