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更美好的社会（第5/6页）
对于我们为何对不平等感到敏感这一问题，我们在第3章中作出了一般解释，并在第4至12这八章中指出，不平等与特定的健康及社会问题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本章中，我们已经表明文化因素不足以取代不平等，成为替代性的解释因素。那么，如果人们仍然不接受不平等与健康及社会问题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话，还存在那些解释因素呢？难道是某种未知的因素导致了不平等及各类社会问题？
如果两种现象之间的关联较弱，这常常表明还存在某种具有影响力的潜在因素。但这种情况在此并不适用，因为不平等与健康及社会问题之间的关联非常强有力。我们发现，无论是就各发达国家而言，还是就美国各州而言，健康及社会问题与平均收入水平之间均不存在显著关联。这一事实基本上排除了存在某种与物质生活水平直接相关的潜在因素的可能性。我们在本章中的分析同样表明，政府的社会开支并不构成可能的解释因素。此外，能够决定不平等状况、并且导致各种社会问题（从健康状况不佳和肥胖，到监狱人满为患）的重要因素，似乎也不可能一直隐藏不见，未被我们察觉。
接下来，还需要解决何为因、何为果的问题。人们偶尔会认为，不是不平等导致了各种健康及社会问题，而是各种健康及社会问题导致了收入差距扩大。当然，现实中这些现象不是一目了然、按部就班地发生的，对于一段时间之内变化趋势的研究仅仅能够告诉我们二者之间的变化是同步的。那么，实际情况是否有可能是这样：人们由于遭遇了各种健康及社会问题，从而导致收入降低，进而导致不平等加剧？也许生病或超重者难以找到工作，或是难以获得晋升？这能够解释为何健康及社会问题更加严重的国家也更加不平等吗？
简单的答案是，不能；或者至少说，解释力很有限。首先，这并未解释为何在某种健康或社会问题上表现糟糕的社会，往往在所有问题上表现都很糟糕。如果不是同一个原因（至少部分地）导致了所有问题，那么肥胖人数众多的国家，没有理由同时也面临着监狱人满为患的问题。其次，某些健康及社会问题不大可能导致收入降低。通过研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儿童福祉指数，我们发现在更加不平等的国家，儿童的生活状况也更加糟糕。然而，儿童的福祉水平不会对成年人的收入水平造成太大影响。此外，凶杀案犯罪率也不会被视为导致不平等的主要原因。监狱里囚犯数量增多也不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因为在计算家庭收入时，常常会把在押人口排除在外。尽管有人会认为，青少年生育率提高会导致不平等加剧，因为青少年父母往往单身而且贫穷。然而我们发现，甚至在某些更加平等的国家同样有着为数不少的单身父母，而这一点并未对该国儿童的福祉水平造成影响。其原因就在于，慷慨的福利制度保证了这些国家单身父母的贫困率大大低于更加不平等的国家。
对于是社会问题导致了不平等这一看法，还存在一条更为根本的反驳论据。在本章中我们已经揭示了，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里，任何收入水平者的状况都更加糟糕，而不仅限于穷人。即使将收入水平相同者进行比较，也会发现那些生活在更加不平等社会里的人状况要糟于生活在更加平等社会里的人。尽管某些更加不平等的社会中穷人人数更多，但这并不足以解释不平等与人们生活状况之间的关联：不平等影响的范围要更加广泛。因此，即使人们的确会因为生病或是受困于某些社会问题而失去一部分收入，这仍然无法解释为何更加不平等的社会中那些收入未受影响者的状况依然要比生活在更加平等社会里的人糟糕。
还有人认为，造成这些社会问题的真正原因不在于收入不平等，而在于意识形态的改变：人们转而青睐更加宣扬个人主义的经济哲学或社会观，例如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思维。当然，不同的意识形态不仅会对政府政策产生影响，还会影响到整个社会里的各种经济机构所作出的决定。这是诸多会对收入差距程度产生影响的因素之一。然而，认为意识形态的变化会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与认为无论收入分配有何种变化、意识形态的改变都会引发我们所讨论的各种健康及社会问题，决不是同一回事。尽管新自由主义政策似乎的确导致了收入差距扩大（见第16章），但政府肯定并不愿意削弱社会的凝聚力，提高暴力犯罪率、青少年生育率、肥胖率、吸毒率，等等。因此，政府意识形态的改变有时的确可能导致收入分配状况发生变化，但政府政策的目的肯定不在于使得社会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事实上，社会问题之所以变得更加严重，是收入分配状况变化导致的意料之外的副作用。如果政府意识到了收入差距会导致何种后果，就会尽力阻止这些后果发生，而不是对不平等是导致健康及社会问题加剧的原因这一观点表示质疑。
经济学家从未认为严重的健康及社会问题是导致不平等的决定性因素。相反，他们专注于讨论税收与福利、国际竞争。技术变革等因素的影响。然而，这些因素与健康及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之间都不存在明显的关联。在第16章中我们将对不同国家中导致不平等状况发生改变的因素进行讨论。
要证明因果关系，还存在一大难点：我们无法降低半数样本的不平等程度，并保持另一半样本不变，然后进行对比。然而，就像天文学一样，纯粹的观察性研究也能得出有力的结论。而且，某些试验的确证明了我们所提出的这种因果关系。在此前各章中，我们已经提及了其中的部分试验。在第8章讨论教育问题时，我们提及的试验表明了自卑感会对人们的表现产生何种影响：低种姓的印度儿童与高种姓儿童在解谜时的表现同样出色；但当低种姓被公之于众后，他们的表现就变差了。在美国进行的试验表明，当被告知某项测试的目的在于考察其能力时，非洲裔美国学生的表现也要比未收到此类通知时更差。此外，著名的“蓝眼试验”也得出了相同结论。
有时候，我们在人类社会中观察到的关联，在动物试验中可被证明是一种因果关系。例如，研究显示，级别越低的公务员患上心血管疾病的可能性越大。然而，我们如何能够分辨损害健康的原因是级别低，还是较差的物质条件？对猕猴进行的试验得出了明确的结论。猕猴社会有着等级高下之分，而且可以让它们生活在同样的物质条件下。此外，还可以通过改变分组的方式，操控猕猴所处的社会地位：如果将地位较低的猕猴关在一起，有些猕猴的地位必然会提升；如果将地位较高的猕猴关在一起，有些猕猴的地位必然会降低。研究发现，地位降低的猕猴动脉迅速硬化了。类似的试验还证明了低社会地位和腹部脂肪累积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我们在第5章中提及的动物试验表明，如果为猴子提供可卡因，那么社会地位较低的猴子吸食的可卡因也更多，这似乎是为了弥补多巴胺活动的不足。最后，研究者运用统计学方法，检验了不平等与学校中的信任程度及霸凌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确认了不平等的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