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霸权机制的不完全衰落(第10/11页)
当前贸易机制不会产生利益和谐,但通过降低交易成本,限制行为者使其选择合法的战略,以及以相对对称的方式提供信息,确实促进了合作的实现。机制减少了风险和不确定性,缓解了纷争,但也可能促使行为者在谈判中要价过高,像戴高乐在欧洲共同体中所作所为的例子屡见不鲜。这些行为者认为:机制的巨大价值足以使其他成员国为维持机制而作出让步,而这将使后者处于为难的境地。互惠性——或曰“一报还一报”战略,是在利己主义者之间保持合作的最佳战略。对于违反机制的行为者,这一策略将使其面临纷争加剧的威胁。为打击目光短浅或仗势欺人者,那些寻求未来合作的国家肯定会加以报复。如果存在国际剥削,则必将导致纷争;而如果各方都寻求合作,也存在达成互惠协议的可能性。正是在此基础上,合作才得以形成。有时也的确存在着恃强欺人的情况,这提醒我们注意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并非是决定论的,而是霸权稳定论又一有所保留的翻版。尽管对于谋求订立协议的国家,机制能促进其合作,但是在利益相互冲突或是要求过于苛刻的国家之间,合作也不会由机制自动产生。
结论
依议题领域各异的霸权稳定论,有助于我们理解近年来国际货币、贸易、石油领域的变化。它唤起人们关注权力的重要性,而权力因素常常被不关心政治和无视国际政治结构的人所忽视。霸权稳定论与现实主义理论紧密相联,而且非常相似。它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一个有用的但却相当简约的理论基础;但是,它很难对战后国际经济机制的演变作出充分解释。
只是在石油领域,霸权稳定论才不仅与总体趋势,而且与变化的过程相吻合。美国霸权的衰落是过去20年来石油机制剧变的诱因。随着美国石油生产能力的下降,其实施霸权合作战略的能力——即在必要时为盟国提供原油的能力——也逐渐式微,而这一战略在50年代曾得到成功贯彻。为实现相同的战略,一种创新性的、更为制度化的方式——国际能源机构的紧急共享体制——得以创设(因为一旦出现紧急情况,美国的石油几乎肯定会被多数欧洲国家和日本所瓜分,而不是相反)。但是在70年代,这只是一个防御性的、致力于减少损失的保险战略,而不是像50年代那样,在能有效缓解原油短缺的同时,又可以通过阻止产油国实施石油禁运等方式实现对局势的有效控制。
面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收支机制中具体规则的瓦解,以及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为基础的贸易机制的持续衰落,霸权稳定论的解释则稍逊一筹,其原因之一就在于作为一种体系理论,它未认识到国内政治压力这一因素。国内压力有的源自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但却受到国内信仰体系和联盟特性的影响(Gourevitch, 1978)。即便就体系理论的整体而言,这一理论也是不充分的,因为它没有认识到国际经济机制等国际制度在培育和塑造合作模式方面的作用。许多合作的存续时间都比霸权稳定论所预计的要长。根据拥有共同利益的国家所提出的要求,国际机制执行着多种功能;机制一经建立,即便其创立时的原初条件已然消失,机制仍有可能继续存在。这一论述的理论依据详见第六章,本章中美国霸权衰落后国际机制仍然存在则为之提供了事实依据。
本书中阐述了合作与纷争的概念,以及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今世界政治经济领域合作得以存续的问题。纷争混乱的前景促使人们寻求合作,至少在货币和贸易领域,国际机制得到了充分发展,使大量的合作得以实现——这无疑要比霸权稳定论所预期的要多。合作并非总是导向自由主义的目标,也并不意味着利益的和谐,而是一个讨价还价、充满争议、相互协调的过程。在经济困难时期,各国政府均力图使本国免遭政策调整的损失。现在世界经济的特征之一就在于各国既可以通过不充分的国际合作,例如《多边纤维协定》以及自动出口配额等方式;也可以通过将使纷争恶化的单边行为来达致这一目的。各国赞同国际机制的规则和原则不是因为它们希望出现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世界,而是因为这些机制提供了一个框架,进而促使有限合作(无论是不是自由主义性质的),为国家利益服务。
霸权稳定论对近来世界政治经济领域发生的变化作出了解释,也证明了国际制度这一“美国统治时代的遗产”对于“后霸权世界”的重要性。国际机制对于具有共同利益的国家的合作能力具有持续影响,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够理解当前的合作与纷争共存这一常常令人困惑的现象。现在,这些机制能否被成功地加以改造,以在一个缺少霸主的世界政治经济中发挥作用,前景仍难定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取决于人类自身的抉择。了解这些机制的价值和脆弱性将引导我们放眼未来,而不会作出目光短浅的选择。
注 释
[1]如第八章中所述:20世纪50年代的石油机制并非正式的政府间机制,但是其原则和标准产生了行动和预期,因此确属机制无疑。其原则及标准由一些大公司和英美两国制定并付诸实施,至70年代初该机制崩溃。在60年代中期的这一过渡时期,石油领域的规则尽管与同期贸易、金融机制相比显得非常不正式,而且松散,但是较之1973年后的情况,则显现出其清晰明确及一贯性的特点。将60年代中期的这种安排称为机制(尽管仍很脆弱),有助于同以后的情况形成强烈对比,并与金融、贸易机制进行比较。
[2]World Financial Markets,February 19,1975;January 1977;October 1979;May 1983.
[3]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第一组数据未包括非市场经济国家,其他造成类似差异的原因常常是由于采用了不同的汇率,或是由于非市场经济国家计算产出的方法不同所致。
[4]此处引用的奥代尔(John Odell)的批评业已于基欧汉和奈1977年的著述中加以讨论。
[5]World Financial Markets,February 1978;July 1983;January 1984.
[6]表9.2中有关欧共体的数据本应去除其内部贸易额,因为欧共体相对于美、日的讨价还价的能力不会因成员间贸易的增长而提高。表9.4于1981年就已公布,但我未能找到其他相关数据。如果有可能,在考察贸易领域中作为一个集团的欧共体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时,应该将欧共体内部贸易额扣除,这才能准确认识欧共体与外部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