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霸权机制的不完全衰落（第8/11页）

金本位制源于一种错觉，即认为可按固定价格将信用货币兑换成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依靠美国保持国际收支赤字，以防止出现国际清偿力不足的问题。而美国海外私人和官方的“过剩”外债额已经超过其国内黄金储备，美国净储备额的不断下降，必然削弱全球对美元保持持续可兑换性的信心。事实上，政府也是进退维谷。为防止对美元的投机，美国必须减少财政赤字，但这将导致国际清偿力的不足；而为防止清偿力问题，美元又必须保持赤字逆差，但这样又将使美国面临信心问题。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兼得。

这一两难，使得60年代的国际货币体系即便在最好的环境下也相当脆弱。作为回应，各国协商增设了特别提款权，希望在美国赤字消失后以之代替美元提供国际清偿。但是这一前提迄今并未实现，因此这一改革是否有效仍难定论。60年代后半期，越战爆发，美国面临一系列难题：例如庞大的预算赤字、国内的过度需求以及持续的通胀推动等。美国非但并未致力于削减赤字，而且听任其国际收支经常账户急速恶化。当1970年美国为应付经济衰退而放宽货币政策时，导致巨额资本外逃。1971年8月美国决定暂停以美元兑换黄金，迫使布雷顿森林体系随之变更。1971年12月10日史密森协议签订，对各国货币与黄金进行重新估价，确立不同的比价，试图重建固定汇率制。但仅15个月就告崩溃，原因之一即在于美国国内外持续不断的金融扩张。

霸权稳定论对国际货币机制变化的解释不尽如人意。其不足之处有一部分为任何体系理论所共有，那就是因为它们都没有考虑到美国国内政治这一因素，而由此导致的美国政策变化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主要原因。将制度理论与霸权稳定论相结合也于事无补，这只能反映出世界政治领域中单纯的体系理论的局限性。

但是即使是与其他体系理论相比，霸权稳定论仍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首先，它以有形资源的变更作为变化的先兆，但是，美国维持机制的最重要的能力并非源自对有形资源的占有，而是在于其处理国际金融事务信心这一象征性资源。一旦对美国政策的信心发生动摇，其后果要比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减严重得多：作为储备货币发行国，只要美元持有者坚信美元能始终保持对其他货币和黄金的固定比价，美国便可以加大美元的发行量。然而，1970年至1971年间，对美国经济政策和美元的信心被大大削弱，美国实行的通胀性政策使之丧失了其所拥有的最宝贵的无形资产：即对美元将保持强币地位的信心。

第二个关键问题在于霸权稳定论未能认识到1971年美国权力地位的双重特质。一方面，美国权力地位遭到侵蚀。但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美国的弱点是由旧有机制的规则人为造成的。这些规则主要由美国在1944年创立，用于保护债权国的利益，而现在却使美国无法强迫德、日在现有机制框架内重估币值，如果美国试图在所有方面都维持原有机制，则它只能采取各种短期的权宜之计来保卫美元币值。美国只能通过公开打破旧有规则——即暂停以美元兑换黄金——才能真正提高其谈判地位，使债权国作出让步。正如奥布雷于1969年所指出的：“千真万确，债权国对美国的影响依美国遵循旧有概念和规则的意愿而定。如果美国决心对其提出挑战，游戏进程将大为不同。”（Aubrey, 1969, p.9）因此，美国有强烈的政治动机打破旧机制的具体规则，尽管它同样希望这样做能使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得以存续。一旦旧规则被打破，只要其他国家仍希望维持这些原则，就必须对美国的行动多加注意。因为加剧混乱程度是使各国按美国意愿进行合作的先决条件。

在解释货币机制变化方面，霸权稳定论的第三个缺陷在于它以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权力资源的指数，从而导致对机制崩溃的预言失当。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规则在1971年至1973年间有所改变，但多边主义原则和相对自由的资本流动仍得以保持。实行浮动汇率制之后，主要资本市场的开放度也有增无减，私人银行、各国央行及财政部之间精巧的合作网络蓬勃发展。1983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总裁估计纽约外汇市场每天交易额高达300亿美元（De Larosiere, 1983）。植根于福利国家，然而却受到国家行为限制的自由主义原则得以存续着。

导向纷争甚至封闭的霸权稳定论无法对自由主义原则的存续作出解释。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够得到贯彻，部分原因在于它符合美国的利益，从而得到美国持续不断的支持。同时，国际经济交往所带来的效率和福利也符合各国利益。为获得这些福利，还需要订立一系列的协议，以调控对汇率的干预，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控制的资源，或是根据严格的程序向发生困难的国家贷款。为达成这些协议，一个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中心的既有金融机制，尽管其规则的清晰已大不如前，对于各国仍具有巨大价值。因此，必须对旧有平价机制加以调整以使之服务于1973年后的浮动汇率制。1971年“尼克松冲击”之后，国际金融领域一片混乱，但各种制度仍得以保持，就充分显示出了各国政府对国际机制的支持。我们一方面应当关注霸权国是如何建立机制的，同时还应当关注对这些制度的需求。

比较美国在石油和货币领域的不同政策，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国际机制的价值功用。在金融领域，美国依然坚持自由机制，但既不支持钉住汇率制，也不再为迎合盟国的需要而对国内财政、金融政策作出重大调整。但是共同利益促使各国继续支持自由主义政策。尽管与“尼克松冲击”之前相比，1971年后的机制更为脆弱，规则也欠明晰，但仍继承了自由主义的原则。另一方面，在石油领域，为了保持其在一个相对团结的工业国集团中的领导地位，旧机制的崩溃迫使美国采取果断行动。为此美国必须在对国内原油供应的控制上作出一定牺牲，以赢得盟国必要的尊重，从而建立一个以美国为领导的机制。这意味着，在石油领域，美国愿意接受比金融领域更大的因机制调整而付出的代价。

这一比较以一种微妙的方式阐明了维持国际机制对美国的价值，并进一步证实了第六章中的一个观点，即建立一个全新的机制比保持旧机制更为困难。维持一个自由的货币机制不仅符合欧洲、日本的利益，而且是切实可行的。为此，欧、日尽管要求重新建构布雷顿森林体系，但仍然与美国保持合作。面对集体行动的困境，美国用不着去劝说盟国抛弃损人利己的政策。在一个行为者相对较少、互动模式连续一贯、共同利益相当可观的新形势下，机制为他人的目标及行为提供了保证。相反，在石油领域，原有机制在1973年崩溃，各国政府竞相奉行竞争性的自助战略，美国只得煞费苦心地重建石油消费国机制，由于缺乏既有制度可资利用，美国政府只得独立承担新的难以预料的义务（与盟国在未来危机中分享石油），为盟国的未来提供担保，鼓励它们采取合作态度，而不是像“囚徒困境”中那样彼此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