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霸权机制的不完全衰落（第3/11页）

70年代初，有些人士，主要是自由主义者，曾警告说贸易机制有可能会发生崩溃——其目的则是为了防止这一结果的发生。现在，尽管贸易机制面临如此压力，这一预言也正日益变得可信，但所幸这一可怕的警示并未成为现实。在1983年，两位敏锐的观察家仍可以强调该机制在42年来的演变过程（Finlayson and Zacher, 1983），而另一位贸易专业毕业的学生总结道：贸易机制的演变“绝大部分是与其长久以来的标准相一致的”，但“在机制规则、共有的预期、大国对规则的遵从、对外贸商品按部门区别对待等方面”发生的变化则更为明显（Lipson, 1983, p.268）。因此，贸易模式是一个混合体：它由日益增长的保护主义与基本的自由主义二者共同构成。尽管像30年代那样，一些主要的政治利益团体已开始质疑自由主义本身，但这一局面仍如我们在第五章中所讨论过的囚徒困境那样，即人人都认识到了共同利益之所在，却难以通过共同行动以使其实现。如果对自由主义的质疑导致对合作的反对，囚徒困境必将向一种更难合作的局势转变（Oye, 1983b）。

在评价贸易合作时，很容易将其与贸易自由或非歧视待遇相混淆。这就好比要把两个完全不同的现象加以合并一样。自由主义者将二者视为一体——确实这二者经常是共存的——但是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差异。自由主义者真正追求的是和谐，并且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他们认为这是正确无误的。但贸易政治从来不是以和谐为特征的，而是永远存在着利益的冲突以及现实和潜在的纷争。战后各国政府始终在为自身的特殊利益而讨价还价，直至50年代末，由于美国不再强求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原则适用于其主要贸易伙伴，如欧洲支付同盟所显示的那样（详见第八章），这种讨价还价才归于沉寂。意见分歧成为60年代关税谈判的特点，但最终却达成了引人注目的合作，那时各国确实实现了关税水平的调整。至70年代，冲突再次加剧，但东京谈判却使关税水平降至历史最低点，几乎使关税不再具有真正的经济意义。因此，国际贸易的发展过程为第四章中提出的论点提供了论据，即合作并非源自利益的和谐，而是源于现实和潜在的纷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认为世界贸易中的合作是随着保护主义兴起而不断扩大的，这种观点也许有悖常理。让我们以阿格尔威尔曾仔细研究过的国际纺织品和服装贸易机制为例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Aggarwal, 1981; 1983），这是世界贸易中最重要的单一部门产品规则。1974年，服装纺织业所提供的就业机会占美国和欧洲制造业的10%以上，而它占巴西、希腊成品出口的20%以上，占韩国、葡萄牙、印度商品出口约40%（Aggarwal, 1981, p.8）。70年代，由于主要来自欧洲各国的压力，这一机制保护主义色彩日益浓厚。但是，按阿格尔威尔（Aggarwal, 1983）所描述的，这一在70年代仍很脆弱的机制在80年代却不断发展为一个强大而严格的机制，规则也变得更为严格精确。这意味着在纺织品领域，在保护主义的兴起与合作的衰落之间画等号是错误的。相反，在各主要纺织品及服装进口国之间的政策协调一直在继续，而且与较之日益严重的针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保护主义相比，这种协调甚至更为有效。合作的目的相对合作这一事实本身发生了更大的变化。对于本书一再强调的观点：“合作未必是善意的”，没有什么论据比这一事实更具说服力了。对于第三世界纺织品制造商以及持世界主义观点的自由主义者来说，进口国之间的合作就像寡头公司之间的合作对于小规模的竞争者和热忱的信托人那样令人厌恶。

石油机制

60年代中期至1983年间，所有三个国际机制都发生了变化，而其中尤以石油机制最为显著。在石油机制中，由于产油国开始在日益紧缩的原油市场发挥作用，旧的以公司为中心的机制被破坏，公司间的妥协安排也被清除，经营中的公司被产油国收归国有，丧失了对产油国的控制权（Turner, 1978, p.70）。1960年欧佩克成立，产油国政府于1971年在德黑兰达成协议，导致油价猛涨；1973年10月赎罪日战争爆发之后又将油价提高了3倍，此后逐渐下滑。但1979年伊朗革命又使油价再度翻番，到1980年初，每桶石油价格已超过30美元。在80年代中期，旧的机制被弃而不用，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俨然成了主角。权力关系发生了深刻的改变。

但若是有谁认为欧佩克国家从此变成了石油体系的霸主——即有能力制定并推行一系列规则——则未免夸大其词。1979年至1980年，油价猛涨使世界石油供需状况发生重大变化，而欧佩克成员国则已无力继续维持油价，这也清楚地显示出其权力的局限性。1979年到1982年，发达工业国石油消耗量每天减少了700万桶（约17%）。与此同时，非欧佩克国家石油供应则有所增加。此二者与股市变化相结合，使欧佩克石油产量每天下降1200万桶（几乎40%），致使油价惨跌。1983年国际石油市场关系演变成产销双方“市场—公司—相互调节”的国际拔河比赛，而非由某一方独霸。政治争论的焦点发生转变，但斗争结果却并不明朗。

随着机制的改变，两大集团——产油国与工业国——内部的合作与纷争模式也随之而变。1983年初，为解决油价惨跌和产量下降问题，欧佩克国家达成一项生产配额协议，协调各国产量，确定欧佩克成员国石油日产量不低于1450万桶——比1982年下降约20%，与1983年冬历史最低产量持平（World Financial Markets, March 1983, p.2）。至少，欧佩克此时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卡特尔组织，因为它始终未对石油产量加以控制。当1973年和1979年两次石油冲击开始时，欧佩克官方价格上涨速度比现货市场缓慢得多。欧佩克非但没有成为油价的领导，反而成了追随者（BIS, 1982, p.42）。其典型表现是：当价格上扬后，需求减少，现货市场却低于欧佩克定价。在这一相对萧条的时期，尽管缺乏有效的产量控制制度，欧佩克本可以通过非正式的向个别生产者施压，以及同时利用消费者认为在未来必将设法维持油价的信心二者相结合的方式，从而使油价得以维系，但是事实却远非如此。

若要在本书写作之时，就贸然判定与欧佩克创建真正的卡特尔的努力相比，它在1983年实行的石油产量控制是否更为有效，恐怕有些失于草率。但是显而易见的是，欧佩克各成员间的合作努力一直在继续，而且相互间都进行了一些调整。产油国间的国际合作肯定比在美国霸权控制之下时要更为频繁。